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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有权随时查验身份证吗?/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8 00:26:44  浏览:927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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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有权随时查验身份证吗?
   
杨涛

城市存在大量流动人口,诱发犯罪高发,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前,他已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新京报》3月10日)
现行的《居民身份证法》对于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为什么陈旭代表仍然要提出这条修改建议呢?对于他提出的几个理由,笔者且一一分析。
一是认为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工具。陈旭代表说,我认为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那么,身份证是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呢?身份证记载着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个人信息,这些都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范畴,是否出示当然属于公民的私权的范围,因而,既然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就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给予限制,而不能无限制地剥夺。
二是认为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陈旭代表说,城市人员大量流动,犯罪高发,警察查验身份证有利于社会管理;过分严格限制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力,容易造成警察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等等。其实,为强社会管理,现行的规定并非无所作为,首先,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什么是“违法犯罪嫌疑”都是由警察自己判断,通常警察能讲嫌疑的理由,就能行使权力,这并没有给警察带来什么障碍,反之,如果连一点理由都不需要讲,那极易给警察滥用权力;其次,法律还规定了“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就给警察能查验身份证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况且,我们还要说,加强社会管理、打击犯罪并不是法律的所有目标,法律在打击犯罪时,也还要保障人权,有时,为了保障人权,不得不对打击犯罪设置一些程序上的障碍,这是我们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是认为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不会侵权。陈旭代表说,身份证不是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不会侵权。我们姑且不说在没有限制条件下查验身份证本身是否侵权,就是在查验身份证时也会伴生侵权。《京华时报》3月8日就报道,3月6日晚上,在北京站急着赶火车的张先生,因名字中的“?”(yi)字较生僻,警察在检查身份证时用了近30分钟才在电脑内找到“?”字。由于耗时过多,张先生最终没有赶上火车。请问,耽误张先生上火车的损失谁来赔偿?此外,如果忘记带身份证,在没有任何嫌疑情况下,能否滞留盘问呢?如果不能,那查验身份证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公民的人身自由如何保障不受警察侵犯?记者调查装修工人杨群时,他就说:我们穿得很差,警察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民工,有些地方警察专查民工,穿得体面的问都不问。警察权力再大了,会不会因为忘记带身份证把我们抓走呢?
四是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当记者问道:“没有相应约束,会不会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呢?” 陈旭代表说:“我相信,警察查验身份证绝大部分都是执行公务。”然而,先哲早就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易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法律从来都是以“人性恶”的角度来设计和防范的。所以,仅仅以“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是不可靠的,对于警察查验身份的权力也是要有约束的。
我认为,陈旭代表提出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的议案,是走入了一个为打击犯罪而应当无限扩张公权的误区。这个误区可能跟陈旭代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及其以前在政法部门工作有关,也可能跟其主要从社会管理者角度考虑而较少从被管理者角度考虑有关。因为,当记者问道:“那你提交议案的时候了解过老百姓的想法吗?”而他明确回答:“没有。”一个议案在提出以前不对议案涉及的相关利害人进行调查及考虑双方意见,是不严谨。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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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研计划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科研计划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1987年7月7日,国家中医管理局

前言
为了加强中医科研计划课题的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中医药和其它学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速中医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选题的指导思想的原则
(一)选题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从振兴中医事业,发展中医学术出发,面向防病治病,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服务;以应用研究为主,加强基础研究,重视开发研究,正确处理继承与发扬、理论与实践、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思想的自由探讨,以利于促进中医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选题原则:
1.既着眼于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问题,又要注意到中医学科发展的需要,力求选择对四化建设有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课题。
2.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发扬中医优势和特色;发掘整理性研究与发展创造性研究并重;一方面采用中医传统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
3.选题新颖,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4.以临床为基础,从临床研究入手,在取得疗效,掌握一定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实验理论研究。

二、课题的申报和审批
(一)申报
1.申报条件:各级医疗、教学、科研单位的中医药科研人员或其它学科人员,个人或集体有从事中医科研工作的能力和基础,并能认真执行课题计划者。
2.申报程序:课题负责人在申报前必须根据选题原则和招标计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课题,做好科研设计,提出开题报告,经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或邀请有关学科专家进行同行评议论证后,填写《计划课题申报、审批、合同书》,由单位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推荐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复审(或请专家评议),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择优推荐报国家中医管理局。
(二)审批
国家中医管理局委托中医科研招标办公室组织同行专家初审和复审;最后由国家中医管理局审核批准,经签订合同,列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科研计划。如申请课题属国家科委计划内容,由国家中医管理局转报国家科委审批。

三、课题的管理和实施
(一)分级管理:根据“哪一级下达计划任务,资助经费由哪一级管理”的原则,列入国家科委计划的课题归国家科委管理;列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科研计划的课题归国家中医管理局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和承担单位对国家科委,国家中医管理局计划课题分别负责监督,保证计划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科研计划的课题归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管理,有关承担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保证计划执行。
(二)实行课题承包责任制:课题组是承担计划任务的一种组织形式,课题承担单位要根据不同任务和学科的特点,处理好研究室和课题组的关系;相应扩大课题组的自主权,课题组成员可以由课题组长聘任或自由组合,经单位主管部门批准后,实行课题承包责任制。课题组要按照计划任务书要求,建立工作制度,认真做好临床、实验观察记录,收集有关检测数据和原始资料,并做好统计分析、总结、归档等工作。每半年做阶段小结,年终填写《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表》,逐级上报课题主管部门。课题结束时,及时写出研究报告,分析投资效益,明确成果的实用价值和推广应用途径,提请课题主管部门或由委托课题承担单位的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鉴定(或评审)。
在计划执行中,如果课题研究方向需要做重大变更,可逐级向课题主管部门提出报告,批准后方可变更。
(三)建立定期检查和奖惩制度:课题承担单位对计划课题的执行情况,每半年或1年检查1次,年终写出检查报告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并转报国家中医管理局。各级主管部门对课题计划执行较好、经过验收确属成绩显著的课题组、研究室或单位应予以表扬或奖励;对计划执行不力、进展缓慢的,应予以批评,并帮助分析原因,订出改进措施;对不执行计划,长期无进展,属于非客观原因所致者,终止计划,并区别不同情况,追究责任,追回课题资助经费。

四、经费资助和使用
(一)资助原则:中医科研计划课题资助经费,采取科研基金和政策性拨款并行制度,实行公开招标,合同制,分类管理。列入国家科研计划的课题,由国家科委拨款;列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科研计划的课题由国家中医管理局拨款;列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研计划的课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管理局或卫生厅(局)中医处拨款。投资比例可参照基础研究15-20%,应用研究65-75%,开发研究10-15%执行。根据中标课题性质,采取无偿和有偿合同两种形式拨款。政策性拨款主要用于一些需要保护、周期较长的连续性课题和有地区特殊性探索性课题,以及鼓励青年研究人员承担的科研课题。
(二)使用和管理:课题资助费于课题批准后,一次核定,分期拨款,由承担单位按课题单独立账,专款专用。当年节余可转至下一年度使用。课题组负责人有权列出经费使用计划,安排经费支付,于年终和课题终止时会同科研管理、财务部门做好结算,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使用情况。课题完成,经费结余部分,由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科研、改善科研条件和学术活动,少量可用于奖励有关人员。
(三)课题升级,原下达计划管理部门即终止拨款,或酌情处理。


  《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与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有着质的区别。庭审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必然拖延庭审时间。因此主审法官在法庭调查开始后,必须明确地对行政机关的举证进行引导,例:在审理行政处罚具体行为是否合法案件,应由行政机关向法庭证明原告违法的事实。在被告出示证据之前分类要求被告举证,并询问被告所举证据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什么时间取得的,为原告质证打开思路,保证质证效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导举证。
  1、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
  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有无证明力。庭审法官应引导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对于庭审时间长短,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审判实践证明庭审法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当庭举证、质证、论证、辩论的完成,必须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单位时间内把“事”做的更多更好。如果庭审法官对被告举证稍加指导,就有充分的时间对有证明力的证据进行质证,让原被告双方就质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辩论,保证质证效果。如果遇到被告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收集的证据,庭审法官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庭上出示什么证据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对证据怎么认定是法院的事;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在庭上应出示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能把法律规定了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庭上出示、宣读,庭审法官发现这种情况应予制止。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作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出庭人员是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国家工作人员或专业律师,庭审法官只要对被告举证加于指导,是完全可以保证被告举证质量的,只在这样才能保证质证效果,为法院分析判断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 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主审法官应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或宣读具体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
  2、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程序证据。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 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主审法官在法庭调查开始后,在被告举证之前,应要求被告向法院说 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 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之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 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3、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4、提供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和是否滥用职权的证据。
  行政诉讼中,如果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法律规定明确,原被告双方无争议,则被告不需要提供此类证据。如果原告提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范围行使职权或滥用职权,庭审法官应指导被告提供行政机关是在职权范围内使权力没有滥用职权的证据。
  行政诉讼中,庭审法官应怎样引导被告举证是衡量 庭审法官庭审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要指出的 是因行政案件的种类不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被告的举证内容也有不同,一般行政案件,庭审法官应主要把握好以上四点。



作者单位及联系方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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