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委托代办邮政业务”之规定被曲解和滥用/王政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00:50:28 浏览: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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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委托代办邮政业务”之规定被曲解和滥用
---社会聚焦 以案说法
近期，我们不断收到一些有关劳动权益被不当侵害的法律求助电话或邮件信息，其中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反映该县邮政局侵害其合法劳动权益案件最为典型。该案件涉及《劳动法》和《邮政法》等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之规定，尤其是涉及“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和“劳动法律关系确立”两方面的法律问题最令人关注。下面我们试图从法律分析角度对此类问题做些阐述，以期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案情简介
自1985年始，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先后以“农民工”或“临时合同工”身份进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邮电局工作，目前这些人的工作年限都在1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年。在工作期间，他们都表现非常出色，有的连续多年获得市县级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技术能手”、“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有的还被任命为“投发中心主任”、“支局局长”等职位。自1998年9月份，依据国家邮电系统改革方案，垦利县邮政和电信业务分离，他们根据原先所从事的业务或工种被分划到邮政或电信不同的单位。期间，他们依然同以前一样须接受单位的工作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等管理和工作安排，他们同单位其他员工一样拥有员工工作卡、工作服，从单位按月领取报酬（但报酬差别较大）。2004年3月份，因他们其中一位同事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他们才知道他们各自曾在1997年签字过的委托代办邮电协议书不是劳动合同，单位现不承认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于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遭到侵害，决心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运用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但该案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判决的结果是：1、确认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在1997年12月份以前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其所主张劳动权益因过仲裁或诉讼时效而不予保护；2、确认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在1997年12月份以后因与单位签署过委托代办协议，其工作性质属于为单位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确认该“委托代办”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2月份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即“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代办人员办理邮政业务时，适用本法关于邮政工作人员的规定”。原邮电部1990年11月12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也规定“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变革及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双方在此案中似乎都能找到国家法律依据或支持，那么，到底孰是孰非？下面我们就此中的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劳动权是关乎公民基本生活或生存的权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合法的劳动权益应受包括《劳动法》在内的各项法律制度保护，其他各项法律法规如与保护公民基本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冲突，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对其作出修改或废止。1995年国家公布施行《劳动法》，要求企事业单位逐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邮电企业也不能例外，而且大多邮政企业也已经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见1995年3月9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显然，从法律所体现或保障的价值取向上看，劳动法与邮政法相较，劳动法应位于更高的法律位阶；从颁布时间不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角度讲，颁布在后的法律效力应当强于颁布在先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本案《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不能被随意曲解，更不能被赋予高于《劳动法》的法律效力，被个别邮政企业当作继续利用廉价农民工或临时工从事邮政业务，用作“甩包袱”、规避其与员工之间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手段。
其次，“契约自由”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应当得到遵守，但亦不能被任意滥用，还应当受“意思自治”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制约。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利用“契约自由”之原则通过欺诈或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订立非其自愿、非符合其意思本意之类的合同或协议，从而达到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邮政企业在依法同委托代办人员订立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时，必须征求代办人员的同意，必须告之代办人员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委托代办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并且对符合应该订立劳动合同而不符合与其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条件的原企业内部员工，不应当同其订立该类委托代办性质的协议。否则，邮政企业便有欺诈或胁迫之嫌，这样订立的协议自然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当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再次，从《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立法本意讲，委托代办邮政业务是为了发展邮政业务的需要，而不是任何邮政业务都可需要代办的硬性规定或用于企业甩包袱等其他目的之需要。“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委托方和受托方订立委托代办的书面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2、代办业务或事项应当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且是企业员工无法完成或没有必要由企业员工专门负责完成的事项，如邮政企业委托偏远地区某企业向其员工送信、征订报刊等。3、代办方应当是邮政企业外单位或个人，如某厂矿企业或某村民，同时代办业务不属于代办方的经营业务范围或专门工作职责事项。4、代办方如是个人，其工作地点不能与邮政企业内部员工设在一处，即其不受邮政企业领导管理和企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其获取的酬金（代办费）数额必须在委托代办协议中明确约定等。只有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委、代双方才可构成“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法律关系。
最后，判断或认定双方形成的具体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履行状况来判定，而不能仅凭各方订立的合同或协议的名称来认定。本案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虽同单位订立过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协议，但从协议的实际内容和各方实际义务履行情况来看，明显不符合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条件、法律性质或特征。因为：1、代办方所从事的劳动是邮政企业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代办方接受邮政企业各项考勤、工作技能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管理和工作安排等各项劳动用工制度的约束。3、从形式上，代办人员和邮政企业正式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一样，并且一样拥有员工上岗证、工作卡、工作服，从单位领取报酬（但报酬差别较大）等。即本案中，代办人员所从事邮政业务的工作性质与形成事实劳动法律关系完全竞合。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内容，本案代办人员和邮政企业之间显然符合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情形，即通过“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协议书”本身不能确认双方之间就是提供劳务的委托代办法律关系，从而否认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动法律关系。
透过以上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应不难意识到：《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在现实中存在被个别邮政企业曲解或滥用的可能性，而正确理解和应用法律对维护公民合法劳动权益是何等的重要！本文在此提醒有关从事邮政代办业务的工作人员注意：在同邮政企业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时，要谨防你的正当合法劳动权益遭到侵害。本文在此呼吁有关立法部门和社会同仁深刻分析《邮政法》此“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适用对象或范围是否明确、目前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等问题。同时，我们更期待着立法机关及早考虑对此类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极易被曲解或滥用、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安定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或废止！（作者系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社会聚焦 以案说法
近期，我们不断收到一些有关劳动权益被不当侵害的法律求助电话或邮件信息，其中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反映该县邮政局侵害其合法劳动权益案件最为典型。该案件涉及《劳动法》和《邮政法》等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之规定，尤其是涉及“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和“劳动法律关系确立”两方面的法律问题最令人关注。下面我们试图从法律分析角度对此类问题做些阐述，以期引起广大公众和社会同仁们的关注。
案情简介
自1985年始，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先后以“农民工”或“临时合同工”身份进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邮电局工作，目前这些人的工作年限都在1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年。在工作期间，他们都表现非常出色，有的连续多年获得市县级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技术能手”、“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有的还被任命为“投发中心主任”、“支局局长”等职位。自1998年9月份，依据国家邮电系统改革方案，垦利县邮政和电信业务分离，他们根据原先所从事的业务或工种被分划到邮政或电信不同的单位。期间，他们依然同以前一样须接受单位的工作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等管理和工作安排，他们同单位其他员工一样拥有员工工作卡、工作服，从单位按月领取报酬（但报酬差别较大）。2004年3月份，因他们其中一位同事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他们才知道他们各自曾在1997年签字过的委托代办邮电协议书不是劳动合同，单位现不承认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于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遭到侵害，决心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运用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但该案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判决的结果是：1、确认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在1997年12月份以前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其所主张劳动权益因过仲裁或诉讼时效而不予保护；2、确认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在1997年12月份以后因与单位签署过委托代办协议，其工作性质属于为单位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确认该“委托代办”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2月份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即“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代办人员办理邮政业务时，适用本法关于邮政工作人员的规定”。原邮电部1990年11月12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也规定“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变革及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双方在此案中似乎都能找到国家法律依据或支持，那么，到底孰是孰非？下面我们就此中的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劳动权是关乎公民基本生活或生存的权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合法的劳动权益应受包括《劳动法》在内的各项法律制度保护，其他各项法律法规如与保护公民基本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冲突，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对其作出修改或废止。1995年国家公布施行《劳动法》，要求企事业单位逐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邮电企业也不能例外，而且大多邮政企业也已经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见1995年3月9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显然，从法律所体现或保障的价值取向上看，劳动法与邮政法相较，劳动法应位于更高的法律位阶；从颁布时间不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角度讲，颁布在后的法律效力应当强于颁布在先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本案《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不能被随意曲解，更不能被赋予高于《劳动法》的法律效力，被个别邮政企业当作继续利用廉价农民工或临时工从事邮政业务，用作“甩包袱”、规避其与员工之间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手段。
其次，“契约自由”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应当得到遵守，但亦不能被任意滥用，还应当受“意思自治”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制约。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利用“契约自由”之原则通过欺诈或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订立非其自愿、非符合其意思本意之类的合同或协议，从而达到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邮政企业在依法同委托代办人员订立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时，必须征求代办人员的同意，必须告之代办人员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委托代办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并且对符合应该订立劳动合同而不符合与其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条件的原企业内部员工，不应当同其订立该类委托代办性质的协议。否则，邮政企业便有欺诈或胁迫之嫌，这样订立的协议自然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当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再次，从《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立法本意讲，委托代办邮政业务是为了发展邮政业务的需要，而不是任何邮政业务都可需要代办的硬性规定或用于企业甩包袱等其他目的之需要。“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委托方和受托方订立委托代办的书面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2、代办业务或事项应当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且是企业员工无法完成或没有必要由企业员工专门负责完成的事项，如邮政企业委托偏远地区某企业向其员工送信、征订报刊等。3、代办方应当是邮政企业外单位或个人，如某厂矿企业或某村民，同时代办业务不属于代办方的经营业务范围或专门工作职责事项。4、代办方如是个人，其工作地点不能与邮政企业内部员工设在一处，即其不受邮政企业领导管理和企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其获取的酬金（代办费）数额必须在委托代办协议中明确约定等。只有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委、代双方才可构成“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法律关系。
最后，判断或认定双方形成的具体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履行状况来判定，而不能仅凭各方订立的合同或协议的名称来认定。本案王某、陈某、李某、盖某等人虽同单位订立过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协议，但从协议的实际内容和各方实际义务履行情况来看，明显不符合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条件、法律性质或特征。因为：1、代办方所从事的劳动是邮政企业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代办方接受邮政企业各项考勤、工作技能考核、职务任免、奖惩管理和工作安排等各项劳动用工制度的约束。3、从形式上，代办人员和邮政企业正式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一样，并且一样拥有员工上岗证、工作卡、工作服，从单位领取报酬（但报酬差别较大）等。即本案中，代办人员所从事邮政业务的工作性质与形成事实劳动法律关系完全竞合。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内容，本案代办人员和邮政企业之间显然符合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情形，即通过“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协议书”本身不能确认双方之间就是提供劳务的委托代办法律关系，从而否认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动法律关系。
透过以上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应不难意识到：《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在现实中存在被个别邮政企业曲解或滥用的可能性，而正确理解和应用法律对维护公民合法劳动权益是何等的重要！本文在此提醒有关从事邮政代办业务的工作人员注意：在同邮政企业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时，要谨防你的正当合法劳动权益遭到侵害。本文在此呼吁有关立法部门和社会同仁深刻分析《邮政法》此“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适用对象或范围是否明确、目前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等问题。同时，我们更期待着立法机关及早考虑对此类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极易被曲解或滥用、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安定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或废止！（作者系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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