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汽车、摩托车进口管理的公告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2:04:59 浏览:8367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汽车、摩托车进口管理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汽车、摩托车进口管理的公告
1994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遵照国务院决定及海关总署通知，特公告如下：
一、除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议规定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的机构、人员进口的汽车、摩托车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无偿赠送进口的汽车、摩托车以外，其他任何机构、人员以任何贸易方式进口的汽车、摩托车（包括捐赠进口、旅客携运进境）的税收优惠规定自7月5日起停止执行，一律由海关照章征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其他税费。
7月4日（含当日）前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领取有关证明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即由申领许可证的于7月4日前已领取许可证，不需申领许可证，已于7月4日前经海关审核批准并开具减免税证明的）尚未进口的汽车，其减免税有效期可顺延至1994年9月30日，逾期进口一律按法定税率照章征税。
二、国家指定大连港、天津新港、上海港、黄埔港4个沿海港口和满州里、深圳（皇岗）2个陆地口岸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这些口岸可设立进口整车专营码头或进口车保税仓库。其他口岸不得设立进口整车专营码头或进口车保税仓库。除国家指定的六个整车进口口岸可接受进口整车报关业务就地办理验证和征税手续外，自10月1日起，对进口整车不予转关，其他口岸均不再受理整车进口报关业务。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政协委员如何为法治效力
申学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后，法制建设工作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现法治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执政党、执政机关以及普通民众，都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因素。作为人民政协组织及政协委员，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作为政协委员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平台上为新时期的法治工作效力？应该去认真思考这一历史性的课题。
根据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能，结合政协委员的职能职责，政协委员如何为法治效力，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重视。
一、明确职责找准定位
如何结合人民政协的职能去理解人民政协委员对法治工作的作为？《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对法治工作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有政府法制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重要地方性法规、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等等。党委、政府向政协提出的协商计划和议题中应有关于法治工作足够的内容。对法治民主监督是指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对法治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法治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专题研讨，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政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对有关法治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总的说来，履行三大职能是政协法治作为的有效形式。
二、积极建言献策，做立法的好参谋
依法治国，立法先行。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实施依法治国的基础条件就是要具备一个由各部良法支撑的科学的法律体系。国家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科学可行的法律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良法的制定来自于基层，来自于社会各界，来自于人民群众。而政协委员正好是其中的精英，可以把各界之意见全面准确地带到国家立法机关，供立法者决策参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制定良好法律的根本途径，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百花争鸣、广开言路这块阵地，众贤共议，集思广益，政协委员为国家立法当好参谋大有可为。
三、争当守法楷模，做普法宣传的主力军
法治社会的建立和维持严重依赖于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必须遵守法律。清华大学吴玉章教授说：“普通群众的守法不仅是以身作责教育的结果，而且是长期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种熏陶可以使人们鄙视那种通过违反法律而获利的勾当，还可以使人们不因为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而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和忠诚。”政协委员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代表以及港澳台和侨胞代表及特邀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协委员是社会各界中的名流，多数德高望重，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影响。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拥护宪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坚守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不少兼职委员身处各国家机关以及各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律师队伍、法学专家中也有不少政协委员，他们履行双重职责，执法为民，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可利用政协平台，对影响民权民生的法律问题，进行视察或专门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交心谈心，倾听他们对依法治国的建议和意见，帮助群众树立法治意识，让他们能够知道及时有效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广大政协委员身体力行，在社会各界做守法的楷模，用言行举止感化人，以实际行动宣传普及法律，可以不折不扣地成为普法的主力军。
四、发挥民主监督优势，做执法的助推手
韩非子曰“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说法律的执行彻底有力，法治条件下的国家会变得强盛，反之国家的强盛则无从谈起，在法治的过程中，政协委员可利用民主监督职能优势，对重点执法部门和重点执法环节加强民主监督。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是预防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关键所在。要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要制订好视察规划，对行政执法情况定期进行视察。政协委员可以明察暗访，真实了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行使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是否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并及时反馈信息，积极有效地促使被监督单位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民主监督可多渠道、多方式，对重大法治问题可通过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案，也可由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也可以通过委员提案、委员举报、大会发言、反映法治社情民意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组织政协委员主动参加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政协委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约监督人员等。要健全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合理有效工作机制。党委、政府要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就有关法治专题委托政协举办或与政协联合举办议政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人民政协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选择法治工作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要注意政协的民主监督与国家权力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配合与协调，提高监督的有效性。政协委员做好执法的助推手，这样既扩大了政协在法治工作中的影响力又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强素质，锻造为法治效力真本领
人民政协委员要有可靠的政治素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政协章程规定的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政协委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委员之责。敢讲真话、报实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为新时期法治工作建言献策。政协委员首先要牢记《政协章程》，掌握人民政协的职能和性质，牢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创新工作方法。同时，政协委员要率先学法，做法律工作的内行，要树立先进的法制理念，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行者，做好社会主义法治的参谋，塑造人民政协新形象！
六、积极履行职能 推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法制化
要使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法治更好地效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法制化势在必行。近几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在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在依法治国进程中，人民政协有所作为。但从整体来看，还有很多薄弱环节。这里既有民主政治氛围问题，也有政协组织自身努力的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政协的民主监督目前还没提到实质上的法制化轨道，没有法律强制力，使得对民主监督存有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主要表现在：
一是漠视、敷衍民主监督。有的同志不知民主监督为何物，对民主党派和非党群众的批评意见不尊重、对政协的意见建议不采纳，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说政协的意见可听可不听。有的对民主监督采取应付态度，对政协提出的批评意见，嘴里讲接受政协监督，表示坚决整改，而在实际上搞文字游戏，敷衍了事。人大的法律监督与政协的民主监督，都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要求，都是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两种监督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是规避民主监督。有的地方，一些政协章程和中央文件规定的应进行政协协商的重要决策，重要的公共事项，却不让政协知情，不与政协通气，甚至心存戒备。三是抵触民主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对政协组织、政协委员的善意批评心生反感，或在会上不等人把话说完就当场反驳，或长期保持成见，一直耿耿于怀。这样做，不仅大大挫伤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影响了领导同志自身的威信和形象。
上述情况说明，缺乏专门法律保障的民主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一是随意性大，约束力差，难以操作。虽然中共中央的《意见》和政协的《章程》对政协工作进行了规范，但这些文件都不具有国家意志和法律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因而执行难度。有了专门的法律，政协才能依法实施民主监督，党政部门也才有可能依法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二是不能有效保护委员履职的合法权利。章程规定，人民政协“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本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中共中央也强调：要依法保护委员的监督权利。依法，依什么法？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条文可依。现在有的地方有些委员在实施民主监督中受到阻扰、非难，甚至被人呵斥驱逐，事后受到打击报复。委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如果提起诉讼，法院没有相应法律适用，政协委员的特殊权利没有专门法律来保护。三是对于不执行或执行不力《政协章程》和中央《意见》的情形缺乏有效制约。致使不少地方的政协的同志常常自我解嘲，往往出现协商发言自娱自乐，据说有的省份出现提案办理自写自答，调研成果自我欣赏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与党中央对新时期、新阶段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和政治文明的需要相距太远。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除了思想认识、工作水平优待进一步提高外，最重要的是从法制上规范，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政协委员：申学友
对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思考
————张艳
摘要：本文通过对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提出了不同于大于说和等同说的观点。
关键词： 紧急避险 限度
一、 紧急避险概论
紧急避险，又称为紧急避难， 是正当化事由之一。[1]正当化事由在各国刑法理论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大陆法系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英美法系称之为合法抗辩说，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则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所谓排除犯罪性行为是指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利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形式上是犯罪，而实质上却不是犯罪的行为。[2]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紧急避险被社会所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3]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中得以反映。这句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肯定了紧急避险的正当性，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性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却有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4]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紧急避险之所以不是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只能表现在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遭遇紧急危险而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予以避免时，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利益来保护较大利益，而不得损害同等利益与较大利益，既然如此，紧急避险行为从整体上看或者说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就应当允许。[5]
一般认为，构成紧急避险需要具备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补充性条件和限度条件。[6]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谓“超过必要限度”，实际上就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实际案件中极其复杂，关系到是否适用紧急避险，关系到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判断，故又极其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国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前述中所提到的通说——“大于说”，认为必须是“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必须大于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7] 另一种观点是“等同说”，认为“在保全法益与牺牲法益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其为紧急避险”。[8] 我国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但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刑法没有无明确规定，而只有“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抽象规定，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二、以案说法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判例：在一次海船失事后，一只救生艇上超载有9名海员和32名乘客，在暴风来临时，为减轻载重，避免全艇覆没，几名海员把14名男乘客抛入海中。救生艇因减轻重量而没有沉没。后来，被告人按过失杀人受审。法院认为，为驾驶救生艇而留下几名水手是必要的，但多余的船员应先于乘客而牺牲，乘客中谁应牺牲则需要用抽签办法决定。最后法院判处被告人6个月苦役，总统也拒绝给予特赦。[9] 笔者以为这个案例的判决存在着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第一，被告人的行为很明显是故意杀人，定过失杀人的罪名应该是因为量刑的需要而做的一种变通。第二，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牺牲某些人生命来救助另一些生命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六个月的刑期到底有多大的威慑力？（当然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应当先做出牺牲）。恐怕这种处罚的威慑远远无法超过在危急情况下求生的欲望。第三，抽签的办法是否可行？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每个人存活下来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弱肉强食的物竞天择，其避免了主观上的任意选择性。但是有多少紧急情况是可以让当事人有时间、有条件抽签的？可能抽签的结果还未确定，灾难已经发生了。笔者以为，这个案例最引人思考的地方还在于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的避险行为是否能适用紧急避险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在紧急避险案件中，衡量权益的大小时，财产权的价值大小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此外，人身权大于财产权，生命权大于人身权，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两相冲突的利益都是生命权时，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德国现行刑法典第34条规定：“为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要考虑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所要保全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而该行为实属不得已才为之的，方可适用本条的规定。”[10] 美国《模范刑法典》则规定：“行为人认为为避免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或损害所必须的行为是正当的，只要：（1）行为试图避免的伤害和损害大于法律通过确定被指控的犯罪寻求保护的利益……”[11] 日本刑法第57条第1项的正文则规定：“为了避免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的现在危难，不得已实施的行为，只要其产生的损害没有超过想避免的损害的程度就不处罚。”对于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则认为“人的生命在法律上都被看成是相同的价值的，这种场合，也可以承认是紧急避险”。[12] 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有认同此种立法精神的。例如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航船沉没后两人争夺只能载一人的木板，体强者将体弱者推开而致体弱者淹死。有学者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无非有四种可能性：一是其中一人舍己为人，二是其中一人舍人为己，三是二人互让同时死亡，四是二人互争同时死亡。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最差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是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之上的，如果将第二种情况视为犯罪，就是对人以第一种情况相要求，如此，法律是以崇高的人性为基础而不是以软弱的人性为基础。但是，刑法既不强迫人们做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尽管上述第二种情况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是犯罪。[13]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大于说”的理论是存在着缺陷的。持“大于说”的人们都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上看，认为在两个权益相冲突而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任何人都希望保全较大的权益，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按这种理论，当两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难之中，只能牺牲一人保全另一人的生命时，要想不触犯法律，便只能是共同等待死亡。“大于说”的原意是要在总体上尽可能的为社会挽回损失，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在两人同时面临危险之时，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人的生命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这样毕竟避免了两人同时死亡这种更大的损失。当然，在现代提倡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只要有条件有时间采用抽签等其他类似的合理方式，就不能采取弱肉强食这种带有主观任意性的野蛮方式，但是如果情况确实紧急，根本没有这种条件，法律也不能过分苛责当事人。毕竟在紧急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主观恶性，因此，不能像在通常情况下一样要求行为人。[14]
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等同说”同样有它的不完善之处。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一个案例：A和B的妹妹睡在一起，半夜发现B伺机杀死她，于是将熟睡中的B的妹妹挪到自己的位置上，其后B将其妹妹错认为是A，并将之杀死，A趁B处理尸体的时机逃跑。有学者分析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时，认为此案类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都属于为保全自己，牺牲他人生命的紧急避险，因此可免除刑事责任。[15] 但是在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件中，有学者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案情是这样的：一人为躲避惊牛，拉路过的老人阻挡，导致老人当场被牛撞死。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大于说”，所以此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进行免责。[16] 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不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的地方在于受害人并没有面临任何危险，只是因为施害者的转嫁而卷入到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当一个人将自己面临的危险转嫁到另一个无辜者身上时，从社会整体上说，社会并未挽回较大的损失，而且还使无辜者承受本不应属于他的灾难。对于面临危险并遭受侵害的人来说，法律可以通过惩罚制造危险的人对之进行保护，或者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投保及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但法律不应当允许当事人转嫁这种危险，否则会导致紧急避险的滥用。这种转嫁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及人们的不安全感。虽然自卡纳德斯之板这种情形中，同样是有人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他人，但是，对于危险之外的人肯定不会愿意因固守生命价值相等而无法决定谁应被处死这种观点而眼睁睁地看着所有面临危险的人被淹死。
综上所述，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大于说”和“等同说”均有局限之处，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即以“大于说”为根本，并在某些情况下承认“等同说”，才能使紧急避险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我国的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同时含义不甚明确，这样会给司法实际操作带来许多疑惑和困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1]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2]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3]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41页
[4]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_2/5/1053394123.htm
[5]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6]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5页
[7] 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84页
[8]参见陈兴良《正当化事由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9]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田宏杰著《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10]参见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11]参见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2]参见[日]大?V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13]同前页[8]
[14]将这种“大于说”运用到两个相同价值的财产权只能择一存在的情况中，同样是不尽情理的。比如说，A、B、C三间同等价值的厂房，A着火，如果不及时推到B，那么就会导致三间厂房都被烧毁，可是按照“大于说”，人们只能承受这种更大的损失，否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15]参见杜文忠《生命的权力——个紧急避险案例的法理分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载2003年第3期
[16]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9537&k_title=紧急&k_content=紧急&k_author=
申学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后，法制建设工作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现法治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执政党、执政机关以及普通民众，都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因素。作为人民政协组织及政协委员，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作为政协委员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平台上为新时期的法治工作效力？应该去认真思考这一历史性的课题。
根据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能，结合政协委员的职能职责，政协委员如何为法治效力，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重视。
一、明确职责找准定位
如何结合人民政协的职能去理解人民政协委员对法治工作的作为？《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对法治工作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有政府法制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重要地方性法规、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等等。党委、政府向政协提出的协商计划和议题中应有关于法治工作足够的内容。对法治民主监督是指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对法治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法治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专题研讨，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政机关及其有关部门对有关法治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总的说来，履行三大职能是政协法治作为的有效形式。
二、积极建言献策，做立法的好参谋
依法治国，立法先行。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实施依法治国的基础条件就是要具备一个由各部良法支撑的科学的法律体系。国家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科学可行的法律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良法的制定来自于基层，来自于社会各界，来自于人民群众。而政协委员正好是其中的精英，可以把各界之意见全面准确地带到国家立法机关，供立法者决策参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制定良好法律的根本途径，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百花争鸣、广开言路这块阵地，众贤共议，集思广益，政协委员为国家立法当好参谋大有可为。
三、争当守法楷模，做普法宣传的主力军
法治社会的建立和维持严重依赖于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必须遵守法律。清华大学吴玉章教授说：“普通群众的守法不仅是以身作责教育的结果，而且是长期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种熏陶可以使人们鄙视那种通过违反法律而获利的勾当，还可以使人们不因为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而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和忠诚。”政协委员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代表以及港澳台和侨胞代表及特邀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协委员是社会各界中的名流，多数德高望重，在各方面都有较大影响。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拥护宪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坚守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不少兼职委员身处各国家机关以及各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律师队伍、法学专家中也有不少政协委员，他们履行双重职责，执法为民，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可利用政协平台，对影响民权民生的法律问题，进行视察或专门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交心谈心，倾听他们对依法治国的建议和意见，帮助群众树立法治意识，让他们能够知道及时有效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广大政协委员身体力行，在社会各界做守法的楷模，用言行举止感化人，以实际行动宣传普及法律，可以不折不扣地成为普法的主力军。
四、发挥民主监督优势，做执法的助推手
韩非子曰“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说法律的执行彻底有力，法治条件下的国家会变得强盛，反之国家的强盛则无从谈起，在法治的过程中，政协委员可利用民主监督职能优势，对重点执法部门和重点执法环节加强民主监督。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是预防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关键所在。要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要制订好视察规划，对行政执法情况定期进行视察。政协委员可以明察暗访，真实了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行使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是否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并及时反馈信息，积极有效地促使被监督单位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民主监督可多渠道、多方式，对重大法治问题可通过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案，也可由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也可以通过委员提案、委员举报、大会发言、反映法治社情民意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组织政协委员主动参加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政协委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约监督人员等。要健全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合理有效工作机制。党委、政府要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就有关法治专题委托政协举办或与政协联合举办议政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人民政协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选择法治工作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要注意政协的民主监督与国家权力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配合与协调，提高监督的有效性。政协委员做好执法的助推手，这样既扩大了政协在法治工作中的影响力又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强素质，锻造为法治效力真本领
人民政协委员要有可靠的政治素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政协章程规定的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政协委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委员之责。敢讲真话、报实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为新时期法治工作建言献策。政协委员首先要牢记《政协章程》，掌握人民政协的职能和性质，牢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创新工作方法。同时，政协委员要率先学法，做法律工作的内行，要树立先进的法制理念，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行者，做好社会主义法治的参谋，塑造人民政协新形象！
六、积极履行职能 推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法制化
要使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法治更好地效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法制化势在必行。近几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在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在依法治国进程中，人民政协有所作为。但从整体来看，还有很多薄弱环节。这里既有民主政治氛围问题，也有政协组织自身努力的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政协的民主监督目前还没提到实质上的法制化轨道，没有法律强制力，使得对民主监督存有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主要表现在：
一是漠视、敷衍民主监督。有的同志不知民主监督为何物，对民主党派和非党群众的批评意见不尊重、对政协的意见建议不采纳，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说政协的意见可听可不听。有的对民主监督采取应付态度，对政协提出的批评意见，嘴里讲接受政协监督，表示坚决整改，而在实际上搞文字游戏，敷衍了事。人大的法律监督与政协的民主监督，都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要求，都是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两种监督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是规避民主监督。有的地方，一些政协章程和中央文件规定的应进行政协协商的重要决策，重要的公共事项，却不让政协知情，不与政协通气，甚至心存戒备。三是抵触民主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对政协组织、政协委员的善意批评心生反感，或在会上不等人把话说完就当场反驳，或长期保持成见，一直耿耿于怀。这样做，不仅大大挫伤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影响了领导同志自身的威信和形象。
上述情况说明，缺乏专门法律保障的民主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一是随意性大，约束力差，难以操作。虽然中共中央的《意见》和政协的《章程》对政协工作进行了规范，但这些文件都不具有国家意志和法律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因而执行难度。有了专门的法律，政协才能依法实施民主监督，党政部门也才有可能依法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二是不能有效保护委员履职的合法权利。章程规定，人民政协“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本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中共中央也强调：要依法保护委员的监督权利。依法，依什么法？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条文可依。现在有的地方有些委员在实施民主监督中受到阻扰、非难，甚至被人呵斥驱逐，事后受到打击报复。委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如果提起诉讼，法院没有相应法律适用，政协委员的特殊权利没有专门法律来保护。三是对于不执行或执行不力《政协章程》和中央《意见》的情形缺乏有效制约。致使不少地方的政协的同志常常自我解嘲，往往出现协商发言自娱自乐，据说有的省份出现提案办理自写自答，调研成果自我欣赏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与党中央对新时期、新阶段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和政治文明的需要相距太远。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除了思想认识、工作水平优待进一步提高外，最重要的是从法制上规范，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政协委员：申学友
对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思考
————张艳
摘要：本文通过对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提出了不同于大于说和等同说的观点。
关键词： 紧急避险 限度
一、 紧急避险概论
紧急避险，又称为紧急避难， 是正当化事由之一。[1]正当化事由在各国刑法理论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大陆法系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英美法系称之为合法抗辩说，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则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所谓排除犯罪性行为是指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利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形式上是犯罪，而实质上却不是犯罪的行为。[2]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紧急避险被社会所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3]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中得以反映。这句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肯定了紧急避险的正当性，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性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却有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4]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紧急避险之所以不是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只能表现在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遭遇紧急危险而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予以避免时，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利益来保护较大利益，而不得损害同等利益与较大利益，既然如此，紧急避险行为从整体上看或者说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就应当允许。[5]
一般认为，构成紧急避险需要具备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补充性条件和限度条件。[6]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谓“超过必要限度”，实际上就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实际案件中极其复杂，关系到是否适用紧急避险，关系到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判断，故又极其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国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前述中所提到的通说——“大于说”，认为必须是“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必须大于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7] 另一种观点是“等同说”，认为“在保全法益与牺牲法益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其为紧急避险”。[8] 我国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但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刑法没有无明确规定，而只有“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抽象规定，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二、以案说法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判例：在一次海船失事后，一只救生艇上超载有9名海员和32名乘客，在暴风来临时，为减轻载重，避免全艇覆没，几名海员把14名男乘客抛入海中。救生艇因减轻重量而没有沉没。后来，被告人按过失杀人受审。法院认为，为驾驶救生艇而留下几名水手是必要的，但多余的船员应先于乘客而牺牲，乘客中谁应牺牲则需要用抽签办法决定。最后法院判处被告人6个月苦役，总统也拒绝给予特赦。[9] 笔者以为这个案例的判决存在着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第一，被告人的行为很明显是故意杀人，定过失杀人的罪名应该是因为量刑的需要而做的一种变通。第二，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牺牲某些人生命来救助另一些生命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六个月的刑期到底有多大的威慑力？（当然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应当先做出牺牲）。恐怕这种处罚的威慑远远无法超过在危急情况下求生的欲望。第三，抽签的办法是否可行？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每个人存活下来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弱肉强食的物竞天择，其避免了主观上的任意选择性。但是有多少紧急情况是可以让当事人有时间、有条件抽签的？可能抽签的结果还未确定，灾难已经发生了。笔者以为，这个案例最引人思考的地方还在于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的避险行为是否能适用紧急避险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在紧急避险案件中，衡量权益的大小时，财产权的价值大小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此外，人身权大于财产权，生命权大于人身权，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两相冲突的利益都是生命权时，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德国现行刑法典第34条规定：“为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要考虑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所要保全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而该行为实属不得已才为之的，方可适用本条的规定。”[10] 美国《模范刑法典》则规定：“行为人认为为避免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或损害所必须的行为是正当的，只要：（1）行为试图避免的伤害和损害大于法律通过确定被指控的犯罪寻求保护的利益……”[11] 日本刑法第57条第1项的正文则规定：“为了避免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的现在危难，不得已实施的行为，只要其产生的损害没有超过想避免的损害的程度就不处罚。”对于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则认为“人的生命在法律上都被看成是相同的价值的，这种场合，也可以承认是紧急避险”。[12] 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有认同此种立法精神的。例如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航船沉没后两人争夺只能载一人的木板，体强者将体弱者推开而致体弱者淹死。有学者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无非有四种可能性：一是其中一人舍己为人，二是其中一人舍人为己，三是二人互让同时死亡，四是二人互争同时死亡。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最差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是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之上的，如果将第二种情况视为犯罪，就是对人以第一种情况相要求，如此，法律是以崇高的人性为基础而不是以软弱的人性为基础。但是，刑法既不强迫人们做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尽管上述第二种情况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是犯罪。[13]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大于说”的理论是存在着缺陷的。持“大于说”的人们都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上看，认为在两个权益相冲突而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任何人都希望保全较大的权益，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按这种理论，当两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难之中，只能牺牲一人保全另一人的生命时，要想不触犯法律，便只能是共同等待死亡。“大于说”的原意是要在总体上尽可能的为社会挽回损失，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在两人同时面临危险之时，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人的生命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这样毕竟避免了两人同时死亡这种更大的损失。当然，在现代提倡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只要有条件有时间采用抽签等其他类似的合理方式，就不能采取弱肉强食这种带有主观任意性的野蛮方式，但是如果情况确实紧急，根本没有这种条件，法律也不能过分苛责当事人。毕竟在紧急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主观恶性，因此，不能像在通常情况下一样要求行为人。[14]
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等同说”同样有它的不完善之处。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一个案例：A和B的妹妹睡在一起，半夜发现B伺机杀死她，于是将熟睡中的B的妹妹挪到自己的位置上，其后B将其妹妹错认为是A，并将之杀死，A趁B处理尸体的时机逃跑。有学者分析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时，认为此案类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都属于为保全自己，牺牲他人生命的紧急避险，因此可免除刑事责任。[15] 但是在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件中，有学者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案情是这样的：一人为躲避惊牛，拉路过的老人阻挡，导致老人当场被牛撞死。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大于说”，所以此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进行免责。[16] 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不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的地方在于受害人并没有面临任何危险，只是因为施害者的转嫁而卷入到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当一个人将自己面临的危险转嫁到另一个无辜者身上时，从社会整体上说，社会并未挽回较大的损失，而且还使无辜者承受本不应属于他的灾难。对于面临危险并遭受侵害的人来说，法律可以通过惩罚制造危险的人对之进行保护，或者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投保及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但法律不应当允许当事人转嫁这种危险，否则会导致紧急避险的滥用。这种转嫁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及人们的不安全感。虽然自卡纳德斯之板这种情形中，同样是有人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他人，但是，对于危险之外的人肯定不会愿意因固守生命价值相等而无法决定谁应被处死这种观点而眼睁睁地看着所有面临危险的人被淹死。
综上所述，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大于说”和“等同说”均有局限之处，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即以“大于说”为根本，并在某些情况下承认“等同说”，才能使紧急避险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我国的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同时含义不甚明确，这样会给司法实际操作带来许多疑惑和困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1]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2]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3]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41页
[4]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_2/5/1053394123.htm
[5]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6]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5页
[7] 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84页
[8]参见陈兴良《正当化事由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9]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田宏杰著《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10]参见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11]参见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2]参见[日]大?V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13]同前页[8]
[14]将这种“大于说”运用到两个相同价值的财产权只能择一存在的情况中，同样是不尽情理的。比如说，A、B、C三间同等价值的厂房，A着火，如果不及时推到B，那么就会导致三间厂房都被烧毁，可是按照“大于说”，人们只能承受这种更大的损失，否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15]参见杜文忠《生命的权力——个紧急避险案例的法理分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载2003年第3期
[16]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9537&k_title=紧急&k_content=紧急&k_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