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主任会议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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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主任会议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主任会议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决定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3年12月2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同意主任会议《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并决定废止下列四件地方性法规：
1．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
（1983年11月9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1984年1月12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和《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正本）》
（1987年1月17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4．石家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985年8月25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12月20日在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
政法委员会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向常委会作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清理情况
为了适应我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从今年9月至12月期间，对我省1992年底以前制定和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8月初，省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认真组织落实〈清理地方性法规实施方案〉的通知
》，对清理工作作了全面部署。8月12日，在“全省立法工作座谈会”上，对清理范围、方法步骤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全面安排，为使清理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按计划、按要求地顺利展开，成立了省清理地方性法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下达了清理地方性法规任务。有清理任务的部
门也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各有关部门按照清理方案提出的原则要求，即是否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是否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是否适应我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对自己负责清理的法规，逐件、逐条、逐款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处理意见。这次清理工作，
不仅依靠了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而且按照谁起草谁清理的原则，组织了43个部门和单位进行这项工作。在各单位清理的基础上，根据省清理法规领导小组研究的意见，写出了清理报告。经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请这次会议审议。
二、清理结果
据统计，列入这次清理范围的地方性法规共81件。其中，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69件，批准石家庄市和唐山市的6件，批准自治县的6件。清理的结果是：继续有效的54件，需要废止的4件，继续有效但需作部分修改的23件（见附件）。
三、处理意见
1．对需要废止的4件地方性法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废止决定。
这4件法规分别属于以下两种情况：
（1）已有新的地方性法规代替，但没有及时宣布废止的法规1件，即《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该条例已被后来制定的《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所代替，经过这次清理，应予废止。
（2）已经停止施行的3件。《石家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1985年颁布施行的，1987年作了修改并重新颁布后，应当执行修改后的新文本，废止旧文本。《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均属这一类情况，应当废止。
2．对继续有效但需作部分修改的23件地方性法规，建议由原起草单位组织力量提出修正草案，依照法定程序抓紧办理，争取1994年基本完成修订任务。这23个法规分别属于以下四种情况：
（1）国家法律颁布后，需作相应修改的6件。《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是1989年颁布施行的，1992年国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国家法律颁布之后，地方性法规如同国家法律不一致，理应作相应的修正。其他5件法规：《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
》、《河北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河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河北省妇女儿童保护条例》、《河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都属于这类情况，需要修正。
（2）需根据修改后的国家法律作相应修改的2件。《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是1989年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鉴于宪法已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的情况，我省的选举
实施细则，也应作相应的修改。《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也应根据修改后的国家法律作相应的修改。
（3）原施行时间较长，情况变化较大需作补充修改的10件。《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联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自1984年6月12日颁布施行，至今已近十年，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需要充实一些新的内容。其他9件法规：《河北省农作物
种子条例》、《河北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试行）》、《河北省厂矿企业劳动安全卫生条例（试行）》、《河北省普及义务教育条例》、《河北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河北省公路管理条例》、《河北省商标监督处罚条例》、《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河北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也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相应修改。
（4）因行政区划变更需作补充完善的5件。《石家庄市国家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因地市合并后适用范围需要相应扩大，有必要作一些补充。其余4件法规：《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部分修改〈石家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议》、《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市区集贸市场管理办法〉的决定》、《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决定》和《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行政执法条例〉的决定》，以及它们所附的条例，都属于这一类，应当作
一些补充规定，以使其更加完善。
一、国家法律颁布后，需作相应修改的（6件）
1．河北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1985年12月21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
（1987年1月17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3．河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
（1988年11月24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4．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1989年3月14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5．河北省妇女儿童保护条例
（1990年2月17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6．河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1990年6月20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二、需根据修改后的国家法律作相应修改的（2件）
7．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984年6月12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8．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1989年8月26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三、法规制定的时间较长，情况变化较大，需作补充修改的（10件）
9．河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1984年1月12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联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1984年6月12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1．河北省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试行）
（1984年9月26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2．河北省厂矿企业劳动安全卫生条例（试行）
（1985年4月27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3．河北省普及义务教育条例
（1986年5月4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4．河北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
（1985年12月21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5．河北省公路管理条例
（1986年5月7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6．河北省商标监督处罚条例
（1988年1月10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7．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
（1989年3月14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8．河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1991年10月12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四、因行政区划变更需作补充完善的（5件）
19．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部分修改《石家庄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议
（1987年1月17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市区集贸市场管理办法》的决定
（1989年12月23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1．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决定（附：该规定）
（1991年6月8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2．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国家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附：该办法）
（1992年4月25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石家庄市行政执法条例》的决定（附：该条例）
（1992年8月26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3年12月22日
云南省职业介绍条例(2004年)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职业介绍条例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８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７８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04年6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16件涉及行政许可的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发展职业介绍事业，规范职业介绍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维护职业介绍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职业介绍，是指职业介绍机构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提供的中介服务。
第三条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进行职业介绍或通过职业介绍进行求职与招用活动的，适用本条例。
境内、外人员出、入境就业和用人单位自行招用人员的，按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职业介绍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坚持平等竞争、双向选择、诚实信用、公正服务的原则。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劳动就业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发展职业介绍事业，鼓励劳动行政部门、其他部门和个人或合伙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在城市规划中做好综合性职业介绍场所的合理布局和建设工作；对在依法开展职业介绍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或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六条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主管职业介绍工作，其所属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具体负责指导、服务、管理职业介绍工作。
计划、工商、城建、公安、物价、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职业介绍活动进行管理。
第二章职业介绍机构
第七条职业介绍机构包括：
（一）劳动行政部门（含乡、镇和街道劳动管理工作站）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
（二）其他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
（三）个人或合伙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
劳动行政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公益性服务；其他部门和个人或合伙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实行公益性服务，也可以实行营利性服务。
第八条申办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组织章程及其他管理制度；
（三）有固定的服务场所、设施；
（四）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有三万元以上人民币、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有五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注册资本；
（五）明确法定代表人，有一定数量的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经省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进行职业介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的专职人员；
（六）跨县异地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须有担保单位及担保单位出具的担保证明；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和证明材料。
第九条劳动行政部门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须经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并由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发给职业介绍许可证。
其他部门、个人或合伙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必须按照下列规定申请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
（一）省属、中央驻云南单位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向省劳动行政部门申请；
（二）地、州、市所属单位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向地、州、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
（三）县以下单位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向单位所在地的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
（四）个人或合伙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向县（市、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
省外职业介绍机构在我省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必须经我省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并遵守我省有关规定。
第十条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者的开办条件进行审查。批准的发给职业介绍许可证，不批准的给予书面说明。
第十一条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变更登记事项、歇业或者终止职业介绍业务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原审批的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办理变更、歇业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在服务场所公开悬挂职业介绍许可证、收费许可证、收费标准和有关证照。
职业介绍人员在工作时间应当佩戴职业介绍服务证。
第十三条职业介绍机构有权审查与求职、招用有关的证件和材料，并可到用人单位进行考察；有权拒绝违反国家规定的求职、招用要求；有权拒绝各种摊派；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如实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介绍情况，按规定填报统计报表，定期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工作情况，并接受监督检查，收取中介服务费必须出具有效票据。
第十四条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对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用进行职业指导、登记审查、提供信息、开展推荐，引导求职者的合理流向；
（二）为残疾人、妇女、退出现役的军人、少数民族人员及归侨、侨眷提供专项服务；
（三）对失业六个月以上的失业职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和经职业培训合格的人员提供优先服务；
（四）向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机构提供职业需求信息，推荐需要培训的人员；
（五）协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录用登记等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服务。
第十五条职业介绍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使用欺诈、诱惑、胁迫等手段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二）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组织劳动力供求洽谈会、组织劳动者跨县（市、区）流动就业和开展职业培训；
（三）出卖、出租、转借或复印张贴职业介绍许可证；
（四）从事妨害社会秩序的职业介绍活动；
（五）推荐介绍不成功收取或不退还预收的中介服务费；
（六）为无证件、证件不全、证件经审查不实的求职者或用人单位提供中介服务；
（七）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十六条劳动行政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还必须负责下列企业的招用登记审查：
（一）由劳动或其他政府部门认定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生产自救企业；
（二）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
（三）由劳动行政部门对其下岗职工进行社会调剂或者出资承担安置的企业。
第三章求职与招用
第十七条凡年满十六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符合国家规定就业条件的劳动者，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求职，应持下列证件进行求职登记：
（一）失业人员、失业职工持居民身份证和失业证；
（二）企业的下岗职工持居民身份证和所在单位的证明；
（三）流动就业人员持居民身份证和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
（四）其他人员持居民身份证、学历证和有关证明；
（五）谋求国家规定的技术工种、专业岗位的求职者，还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用人员的，应持营业执照、单位介绍信、招用简章、招用委托书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招用登记。
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招到所需人员后，须持有关证件和材料，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到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录用登记。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提供的证件必须真实有效，不得以招用人员为名收取求职者保证金、扣留身份证和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国家规定的技术工种、专业岗位不得使用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第十九条职业介绍机构发布招用广告、信息的，应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经劳动行政部门对其内容审查同意后，按照国家规定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或其他方式发布。
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审查不同意的广告、信息不得发布。
第四章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条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劳动就业和职业介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好就业和职业介绍工作规划，制定职业介绍工作规范和标准，加强对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对职业介绍机构实行年审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具体实施职业介绍管理工作，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劳动就业和职业介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实施职业介绍工作规划、规范和标准，汇总本地区职业需求信息，建立预测、预报制度；
（二）办理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职业介绍许可证、职业介绍培训合格证和职业介绍服务证；
（三）管理职业介绍机构及其责任保证金，审查招用广告、信息；
（四）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办理录用登记等手续，受委托保管劳动者档案；
（五）建立和管理劳动行政部门开办的综合性职业介绍场所；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劳动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二条职业介绍活动实行责任保证金制度。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责任保证金为二万元，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按其规模和业务范围确定，责任保证金为三万至六万元。其中，跨县异地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责任保证金为六万元。
当劳动行政部门认定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侵犯求职者或用人单位权益时，可用责任保证金补偿受损者的权益。责任保证金用于补偿后的缺额，责任保证单位应在接到通知后三十日内，到劳动行政部门补足。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责任保证金的监督，不得挪作他用。停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劳动行政部门收回职业介绍许可证，经审查无遗留问题后，全部退还责任保证金及同期银行公款储存利息。
第二十三条职业介绍实行一次性收费，由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各缴纳百分之五十。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财政、物价部门核定，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的收费由省物价部门管理。
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职工通过职业介绍机构介绍再就业的，其所需职业介绍费用由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未取得职业介绍许可证或使用无效职业介绍许可证进行和参与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按违法所得的一至三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凡有本条例第十五条（一）至（六）项行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教育、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造成损害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教育、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超过核定业务范围从事职业介绍业务活动的；
（二）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发布招用信息的；
（三）职业介绍专职工作人员未取得职业介绍培训合格证而上岗的；
（四）不参加职业介绍机构年审的；
（五）未按规定补足责任保证金的；
（六）省外职业介绍机构在我省未经批准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教育、责令改正，给予有关单位和个人警告，并可以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教育和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至二十六条规定没收的违法所得，由劳动行政部门退还受损害的当事人，无法退还的依法收缴财政。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律师参与ADR的思考
顾娟 许建添
【摘要】
ADR 是现代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统称。在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中，ADR以其特殊性和独有的优势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律师具有参与ADR的专业优势，为了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适应现实的需要，应对律师在该机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 律师参与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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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民间纠纷日趋诉讼化，大量诉讼案件让法院不堪负重，传统诉讼程序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促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应运而生。随着ADR方兴未艾地发展，以ADR为核心内容的纠纷解决的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引起我国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我国也有非诉讼解决纠纷的传统，拥有现存的各种调解、仲裁制度及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体对这些方式亦有长期的认同和习惯，律师开展这些业务也有一定的传统。但是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ADR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还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另一方面“过分推崇纠纷解决的权威性与单一性不仅使我们走进诉讼惟一的误区，也使律师囿于传统的诉讼业务，还由于竞争激烈引发了许多不正当行为”。[①]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ADR的缺陷与不足，并对症下药地进行改进，才能更好地发挥ADR的作用。
一．ADR的界定——一个不能省略的前提
尽管ADR的发展十分迅速，理论界对ADR一词也已不陌生，但要对ADR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非易事，可以说，“关于ADR的定义，大概是有多少拥护者就有多少不同的定义”。[②]由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相对难以准确界定。但总的说来，ADR的定义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广义说、狭义说与搁置说。广义说认为，ADR应该包括仲裁、谈判，除法院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狭义说则认为，ADR是指诉讼和仲裁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即应该把法院诉讼调解、谈判等排除在外。另外搁置说认为：“ADR的范围之争无关紧要”。[③]目前狭义说与搁置说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批评。对于“狭义说”，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主张狭义ADR说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外仲裁制度实践存在的明显差别。”[④]而对“搁置说”，有学者认为，“ADR范围之争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无关紧要’，而是‘事关宏旨’”。[⑤]相比之下，“广义说”则更为学者所接受，因为“从ADR的本意和发展历史来看，ADR的概念中应该包涵仲裁”。[⑥]尽管有如此多争论，学界普遍对ADR替代诉讼的功能没有异议，因而在现实中并未给ADR的运用带来太大的阻力，况且ADR也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内涵也不断在扩张，所以对于AD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呈蓬勃发展之势。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ADR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学者大多认为ADR最主要的有调解、仲裁、谈判及其派生形式，[⑦]派生形式主要有早期中立评价、中立专家事实发现、简易陪审团审判、小型审判、聘请法官、调解－仲裁等[⑧]。
笔者认为，ADR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广义说”适应了ADR的发展趋势，间接地揭示了ADR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因此，ADR应当包括仲裁在内。
二.ADR在我国当前发展的局限性
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说：“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争议双方在花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这就是正义”。因此，诉讼并不是衡量是否能实现正义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在法律范围内有效地解决纠纷，这都是正义的实现。我国当前“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得到迅速解决，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给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为了协调各方利益，更好的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节约诉讼资源，增强诉讼效果，利用多种渠道解决基层纠纷，化解矛盾，ADR同样也是一种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正义的机制。在上海市，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将从民事纠纷扩大到轻伤害案件，而且试点地区的工作已经取得调处成功率高、协议履行率高，案件解决成本低、加害人再犯率低的良好效果。[⑨]
西方ADR制度在近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吸取了各国丰富的司法经验，其成功实践表明了ADR对解决法律纠纷的普遍适用性。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主要形式的ADR机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已为国民所熟知，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际上也被誉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美好制度”。但是进入90 年代后， 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首先表现在调节组织和调节纠纷的数量下降。1990年全国有调解委员会102 万个， 到1996 年为100116 万个， 到2000年减至9414 万个。1990 年调解的民间纠纷为740192 万件，1996年减至580122 万件， 至2000 年为50311 万件。其次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所解决的纠纷比例下降: 据司法部人士介绍， 调解与诉讼的比例在20 世纪80年代为10∶1 (最高达17∶1) ， 至2001 年将至1∶1。[⑩]人民调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民调解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解决纠纷的需要，并逐渐暴露其弱点：主持机构或人员素质低，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和能力的差别易导致某些不公平的解决结果；民众的纠纷已经突破原有的家长里短模式，新型的纠纷如房产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人民调解在新的领域中很难适应，难以发挥作用；新型的纠纷模式更加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介入，以提高纠纷解决的能力以及纠纷解决的合法性；一些律师对ADR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鼓励当事人放弃协商努力，继续诉讼。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能成为阻碍ADR发挥作用的因素。而一旦ADR失败，再次进入诉讼程序，会使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因此，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面临着许多质疑和挑战。
三.律师和ADR的相互作用
（一）ADR为律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当代律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用也越来越突出。ADR 的广泛应用， 使得律师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现实中许多律师无法在传统的业务中取得优势竞争地位的困境，而且为其朝多方领域拓展业务提供机会；同时，ADR的成功运用有利于律师综合素质和法律地位的提高。
（二）ADR的发展需要律师的参与
1.当事人在发生纠纷而选择解决方式时，需要在诉与非诉等解决方式之间进行反复权衡和比较，考虑何种方式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些权衡的前提是其熟悉相关法律尤其是程序法律规范，而一般当事人由于不精通或者根本就不了解程序法，因此难以保证其判断和选择的理性与正确。而以诉讼为传统业务的律师，对法律的精通，对诉讼程序的娴熟，使他们面对纠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判断和衡量，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的某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预测，从而使律师对于纠纷的评价意见更可能“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反之，如果缺乏律师的参与，就难以促进程序法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潜在功能的有效发挥，更难以实现对于纠纷解决程序选择的理性判断和正确选择。
此外，律师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也同样是解决纠纷的必备条件，他能够迅速将法律、习俗、道德、事实等运用职业练就的智慧和审慎巧妙地融合，帮助当事人努力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和协议，对纠纷解决机制作出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选择，使纠纷彻底得以解决而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迷失的律师》中所指出:“不管是作为私人利益的代理人，还是作为国家事务的顾问，律师政治家所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为目标的选择提供建议。正如他以及其他所知道的那样，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审慎地帮助他的代理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抱负，指导他们在可选择的目标中作出抉择。”[11]
2.律师的参与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压力。在律师指导帮助下通过ADR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因为客观存在的所谓“强势当事人”、“弱势当事人”之间差异而导致的正义缺失。当事人愿意积极履行达成的协议或者合意，从而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避免使其再次转入诉讼程序，加剧司法资源有限而诉讼量激增的冲突。
四.律师参与ADR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ADR的发展，ADR专业知识和经验开始在法律职业中推广。在西方国家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习惯于借重律师的作用，律师在ADR中的态度和作用往往与纠纷解决成败攸关，因此，各国在推行ADR时，通常也大力鼓励律师参与。[12]尽管我国律师有开展ADR业务的实践形式，但是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制约律师拓展ADR 业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一)社会观念的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普遍认为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正式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而不是传统的、非正式机制的利用和发展；需要重视和加强的是公民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实现自身权利的意识，而不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进行交易、达成妥协。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片面的法治观，把非诉讼方式作为法治的对立物，力图单纯倡导法律至上、大力提倡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权利，计划以大量增加法院和律师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纠纷。在诉讼的增加被作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的标志之时代，ADR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会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
(二)律师参与ADR缺乏法律规范
我国《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这是我国律师从事ADR实务的法律业务范围的法律依据。但是，仅仅这么一条规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ADR的发展需要。律师如何参与ADR，当事人如何聘请律师参与ADR，律师如何收费，都没有规定，现实中做法也参差不齐。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律师参与ADR的收费问题，如果收费太低，将打击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如果收费太高，当事人选择ADR的热情也可能降低。在ADR业务中律师所得到的收入低甚至成为律师对ADR业务积极性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律师也无义务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法律也并未规定何时使用ADR，除了劳动纠纷中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外，缺乏特定案件必须先使用ADR程序的规定。在利益的驱使下，律师也不太会建议当事人使用ADR，大大降低ADR的使用率。如果律师参与ADR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反过来将限制ADR的发展。
(三)我国律师的知识结构单一，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ADR 业务领域构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专业型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律师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 还要求律师具备其他相关专业知识， 如金融、证券、房地产、知识产权、外语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律师队伍虽然逐年在扩大，但在他们之间，真正具有综合性知识的人才很少。因此，相当一部分律师只能在诉讼领域开展业务，很难发掘新型的ADR业务。从另一方面看，律师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但ADR处理纠纷的灵活性决定了律师难以具备解决ADR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从实体角度看，ADR使用时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可直接依据社会风俗、习惯等处理纠纷。[13]而这些社会风俗、习惯在法律教科书里是难以学到的，律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ADR过程中就无法运用这些社会风俗、习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即使当事人在律师的参与下勉强通过ADR解决了纠纷，其结果与当事人的期望也可能相差一大截距离，当事人也会像“秋菊”一样困惑。[14]
（四）部分律师对ADR的冷淡态度
几十年来，我国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在长期的执业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赢得诉讼”作为职业成就标准的习惯。在法治观念的支配下，诉讼制度日益精巧、复杂、繁琐，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努力充实法律正义内涵的同时却使法律日渐丧失平民化品质，法律与公民的距离越来越大，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化法律家阶层形成。因而在诉讼活动中，律师在其与委托人的关系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一切交给我好了”的律师??委托人关系模式也慢慢形成。[15]然而，ADR纠纷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强化削弱了律师的主导地位，降低了律师的职业成就感，所以有一部分律师抵触ADR的使用。另一方面，ADR本来的诉讼标的额相对于诉讼来讲都是较低的，而律师从中得到的收入更低，如果一个律师经常从事ADR业务，他的经济收入是很有风险性的。这样，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就不高。
五．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题，首先从律师角度看，律师必须自觉调整职业成就的衡量标准，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动从“赢得诉讼”到“解决纠纷”转换。律师还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并善于学习、更新、深化其原有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积累社会各方面的实践经验，以灵活运用ADR高效率解决纠纷。
其次，改革高等教育法学教育体制，应当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弥补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增加ADR课程，对学生进行谈判，调解等方面的专门训练；在律师队伍中培训、选拔调解人、仲裁员；强化律师的继续教育，国家应当设置专门的律师继续教育机构，完善律师继续教育体制，改善律师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律师提出的新要求。
再次，应当在立法上确定ADR中律师的法律地位，规范法律服务领域中的ADR，规定律师必须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据此促使律师树立新型的职业成就观，并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对律师参与ADR的收费，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为鼓励律师在庭外促成当事人和解，德国于1994年6月24日颁布的《费用修正法》规定：律师如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可在法律规定的全部律师费外再多收取50的“和解费”。1998年10月，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下属的诉讼费用与上诉委员会确认，在计算报酬时应该计算作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之代理人的律师为参加调解而花费的时间，这有力地推动了律师参与ADR。另一方面是规定当事人必须合理考虑使用ADR，甚至把ADR规定为处理特定案件如在法律援助方面的劳资纠纷，赡养纠纷等的前置程序，以间接推动律师参与ADR。规定律师参与 ADR程序不仅可以通过正面激励措施。而且也可以通过负面激励措施，比如，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遭受损失，并且该损失与律师没有向其提供采用ADR方式的建议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可以向律师主张损害赔偿。
【注释】
作者为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研究生0502班。
[①] 林应钦：《律师参与ADR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1期，第27页
[②] 转引自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