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06:50:35 浏览: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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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土地（国土）管理局（厅）、建委（建设厅、房地局），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住房二级市场，规范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收益分配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
为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住房二级市场，规范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收益分配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现对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问题规定如下：
一、职工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和按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房屋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二、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时，由购房者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缴纳标准按不低于所购买的已购公有住房或经济适用住房座落位置的标定地价的10％确定。
购房者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后，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商品住宅办理产权登记。
三、职工个人上市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取得的价款，扣除住房面积标准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款和原支付超过住房面积标准的房价款以及有关税费后的净收益，按规定缴纳所得收益。其中，住房面积标准内的净收益按超额累进比例或一定比例缴纳；超过住房面积标准的净收益全额缴纳。
职工个人上市出售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不再缴纳所得收益。
四、土地出让金按规定全额上交财政；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和所得收益，已购公有住房产权属行政机关的，全额上交财政；属事业单位的，50％上交财政，50％返还事业单位；属企业的，全额返还企业。
五、上交财政的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和所得收益，按已购公有住房原产权单位的财务隶属关系和财政体制，分别上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专项用于住房补贴；返还给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和所得收益，分别纳入企业和单位住房基金管理，专项用于住房补贴。
六、土地出让金、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和所得收益缴纳和返还的具体办法，由各地财政部门会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七、本规定由财政部商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负责解释。
八、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文件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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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论文提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事司法活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不仅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如重和合的文化传统，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和解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我国应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述，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法治的本土资源，对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可能性从五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最终提出了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全文共6991字
以下正文：
在当今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进行调整的地步。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潮流时，有必要对一些已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进行借鉴和移植。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民主和法治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这表明：在通常由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也有合意的空间。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悄然破冰，蕴含着刑事司法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转变。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又称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那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及社区代表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其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它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简单地对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制裁，只是一种“有害的正义”，它在对犯罪人加授损失的同时，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也不佳。而刑事和解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公诉为主导而造成的被害人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使被害人从犯罪人真诚的道歉补偿中寻得心理平衡，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推广有其内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视为犯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着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诉求被忽视。在许多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如果不加区别，以该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
（三）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行为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尊重，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所难以达到的。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些职业，鉴于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标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四）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不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身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因此，如何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 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高诉讼效率。
（五）体现合意的契约精神，实现程序价值。
诉讼的参与者经过自由选择并有意识地参与到裁决的制作中，尤其是让被告人摆脱司法奴隶主义而达到自我决定主义，这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形式并不限于对抗，协商、对话与合作也是一种司法民主的表达，而且在诉讼进程中十分必要。萨默斯认为，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这也是程序价值的要求，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 为了刑事治理的有效性，刑事司法不应只是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取单方面的胜利，还需要注重协商与谈论在诉讼中的独特功能。而刑事和解就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对话与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即通过当事者之间的“合意”完结诉讼。这样一来，不仅为正义的多面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避免了单一正义的不足，并且能缓和基于“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和谐语境下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探讨
一种制度的设置与存在，自有其思想文化背景与需要。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诉讼观念作为深层结构的观念性文化，必将影响和制约着诉讼制度的确立。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不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化着的情感和要求相分离。 “‘法意识’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社会学上所说的‘滞后效果’，即相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文化和象征体系的变化总是会落后的现象。”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古代法律仅仅是实现“和谐”目标的手段，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此争讼必然是绝对的坏事，在人们心目中，争讼本身就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不过，这种调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平息纠纷，追求无讼的和谐统治状态。
（二）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儒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合和’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 和合精神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推及人类社会生活，便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在儒家看来，“礼”提供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任何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人对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犯罪者往往重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愿使自己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向往平安和稳定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处于担忧和防备之中。因而，通过犯罪者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旧的矛盾，藉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轻刑化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随着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刑罚报应论的否弃和对刑罚预防论的趋同，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对重刑主义否弃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保安处分、社会处遇等刑事和解模式。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上述朝阳区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刑事诉讼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交叉题域，刑事和解等一系列新的刑诉取向变化则是融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出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行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社区机构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主要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刑事和解中一揽子解决。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且也要注意挖掘、吸纳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如前所述）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通过将实行刑事和解后的犯罪人纳入社区中进行矫治，有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区和谐，更有利于加速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进程。
现代法治不仅表现为国家法治权威的确立，更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个体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因此，通过刑事和解的探索，也开始逐渐突破国家法垄断的坚冰，而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交融的趋势，传递着现代法治取向变化的微妙讯息。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根据这一精神，该《规则》18.1条(c)款规定少年司法中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外，各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正在逐渐扩大到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适应这一趋势。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非企业组织担保的问题与对策
张在祯
[特别说明] 本文曾以《非企业组织担保问题之我见》为题，发表于《上海金融》杂志 2004年第6期。
摘要：本文介绍我国相关法律对非企业组织性质的界定和担保资格的规定，分析目前非企业组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商业银行接受非企业组织贷款担保的风险防范对策。
关键词：非企业组织； 贷款担保； 问题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企业类型的组织，无论是公司制还是非公司制企业，作为借款主体和担保主体都没有多大法律障碍。不属于企业组织范畴的其他组织，包括国家机关、武警军队、政党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由于组织种类较多，适用法规不甚协调，登记管理涉及政府多个部门，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明显脱节，能否向银行提供担保的问题，在办理担保贷款时，存在一些难以决断和处理的问题，极易给银行信贷业务带来法律风险。特别是随着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非企业组织”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以担保贷款作为主要业务的商业银行应予高度重视。
二、非企业组织的基本界定
组织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非企业组织”是指不包括企业组织类型的组织。鉴于武警和军队可归属于国家机关，而政党组织基本也可归属于国家机关，因此，本文所称“非企业组织”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构成“法人”，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称为“其他组织”。因此，非企业组织又分为非企业法人和非企业其他组织。顺便指出，与“公司”肯定属于“企业”不同，法人并不都属于企业法人。我国法律规定的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其他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其他经济组织”或称为“其他企业组织”，主要包括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联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另一类是“其他非经济组织”或称为“其他非企业组织”，主要是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非法人社团组织。
三、非企业组织担保的法律规定
（一）关于非企业组织为保证人的规定。《担保法》在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为保证人的同时，又作出两个限定：一是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二是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情况，担保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保证人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即不应仅因其为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就认为其不能为保证人进而认定该保证合同无效。
（二）关于非企业组织财产抵质押规定。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抵押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其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担保法》没有限定国家机关抵质押财产，没有限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质押财产。担保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和质押）的，担保合同无效。问题是尚若法律无规定就谈不上违反法律规定。对此，公认的学术解释是“从担保法禁止国家机关和公益单位为保证人的立法本意中，当然可以得出它们在自己拥有的财产上设定抵押权或质权的行为无效这一结论。”[1]
（三）关于非企业组织担保规定的小结。关于非企业组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的法律规定，可以概括为：（1）国家机关除经批准为转贷担保外不得为保证人，不得抵质押其财产；（2）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不得抵质押其社会公益财产；（3）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为保证人；（4）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自身债务可抵押其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
四、非企业组织存在的担保问题
（一）地方政府违法提供担保情况严重。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必要借贷。依照现行担保法律规定，国家机关除经批准为转贷担保外不得为担保人。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举债活动，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还常常出面为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城市基础建设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开发区贷款中，存在着大量以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还款承诺为贷款担保方式的项目贷款。政府担保的结果构成政府的或然债务。担保合同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地方政府比较注重政府信誉和权威，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轻易带头破坏金融市场的信用秩序；但是，地方政府在任何债务关系中都属于强势一方。由于种种原因，如果地方政府违约了，作为坐落在当地企业的商业银行又有何良策？更何况政府担保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政府担保的形式有多严肃，即便是通过地方人大会议以《决议》形式提供的担保，也都是无效的。值得银行提高警惕的是，地方政府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过一般人想象。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2]
（二）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公益性”难以界定。所谓“公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一般是指非经济利益。“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前提，是存在“不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1998年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998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据此，事业单位都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社会团体也都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又规定，公益事业包括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这是否意味着“公益性事业单位”又分为非营利的和营利的？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作为保证人。那么，公益性营利的事业单位，能否作为贷款担保人？是否“从事经营的”或“营利性的”就属于“不以公益为目的”？为此笔者多次咨询过法官，所得答案和目前比较通行解释是，公益组织也可以进行营利性活动，但其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益事业。目前，我国的国有事业单位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全部依靠政府预算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二是部分财政拨款即政府补贴的半公益性和半经营性事业单位；三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四是完全按照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一般情况下“以公益为目的非营利组织”的构成条件有三：一是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当然这并不等于组织不盈利；二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三是组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那么，由个人、民营企业投资设立、拥有产权和回报权的民办学校或医院等组织，是否只依据教育、医院等事业是公益事业，即可认定其为公益性组织？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身份不明。1998年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书》。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只有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所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律地位模糊，其法人类型有待进一步明确。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却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其结果是，一方面民办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又在向民办学校收税。作为权宜之策，虽有冲突，也情有可原，但从长远来看，要促进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给民办教育机构准确的定性。民办医院等民办非企业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民办医院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看，已经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到工商行政和税务部门依法进行工商企业和税务登记；二是核定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到民政部门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从理论和世界各国经验看，民办教育应存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不同的形式。从国内情况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或营利组织创办的学校、医院等非企业单位的营利性和私有性无法避免，只有依照营利组织的法律才能有效规范。只有自然人、企业法人或营利组织将捐赠资产转移为公益性法人所有、不谋取任何经济回报、依法定程序登记为公益性法人的学校，才有资格成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学校。
五、非企业组织担保的风险防范
（一）慎重稳妥地处理政府担保问题。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无力改变目前的政府运行和法制状态下，应当尽力利用电费收益权和收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办理质押贷款，以避免接受政府担保；充分认识国家机关提供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尽力回避或拒绝接受信用不良的政府、异地政府、乡镇级政府及街道办事处提供贷款担保；注意国家财政部对政府出资设立的融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的限制；虽然国家机关的办公住所、办公设施等主要财产及其预算内资金不受强制执行，但其预算外资金和行政节约经费可用来承担民事责任；根据银行资本金和风险资产的构成情况，控制政府担保的“度”，防范产生流动性风险。
（二）依法确认从事经营活动的标志。我国转型时期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出资方式、运作模式等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问题的复杂性。根据1988年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科技性的社会团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由该企业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不再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科技性的社会团体，具备企业法人登记条件的，由该单位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也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中外合作举办的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此，银行确认非企业组织是否“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是否具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三）以公益财产设定担保注意事项。目前，司法部门并没有对“公益设施及其以外的财产”做出司法解释，银行在信贷业务实践中难以认定以哪些财产设定担保抵押才有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公益组织不得抵质押公益财产，为自身债务可抵押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那么，公益组织为自身债务可否抵质押公益财产？虽然权威法官认为，担保法并未区分是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还是为他人债务设定抵押，只是规定为他人债务设定抵押的无效，而不包括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情况。[3]但是有待正式司法解释。随着改革出现具有高度公共管理职能的新型公益性事业单位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等公益性机构也不宜为保证人，其社会公益财产也不宜设定抵质押。至于商业银行用高等学校的学生公寓收费权办理质押贷款的，应到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统一登记。
注：
[1]参见曹士兵著《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基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参见《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载《上海金融报》，2004年2月24日，第1版。
[3] 参见李国光等著《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作者简介】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论文提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事司法活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不仅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如重和合的文化传统，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和解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我国应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述，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法治的本土资源，对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可能性从五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最终提出了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全文共6991字
以下正文：
在当今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进行调整的地步。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潮流时，有必要对一些已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进行借鉴和移植。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民主和法治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这表明：在通常由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也有合意的空间。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悄然破冰，蕴含着刑事司法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转变。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又称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那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及社区代表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其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它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简单地对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制裁，只是一种“有害的正义”，它在对犯罪人加授损失的同时，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也不佳。而刑事和解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公诉为主导而造成的被害人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使被害人从犯罪人真诚的道歉补偿中寻得心理平衡，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推广有其内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视为犯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着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诉求被忽视。在许多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如果不加区别，以该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
（三）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行为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尊重，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所难以达到的。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些职业，鉴于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标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四）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不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身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因此，如何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 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高诉讼效率。
（五）体现合意的契约精神，实现程序价值。
诉讼的参与者经过自由选择并有意识地参与到裁决的制作中，尤其是让被告人摆脱司法奴隶主义而达到自我决定主义，这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形式并不限于对抗，协商、对话与合作也是一种司法民主的表达，而且在诉讼进程中十分必要。萨默斯认为，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这也是程序价值的要求，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 为了刑事治理的有效性，刑事司法不应只是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取单方面的胜利，还需要注重协商与谈论在诉讼中的独特功能。而刑事和解就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对话与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即通过当事者之间的“合意”完结诉讼。这样一来，不仅为正义的多面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避免了单一正义的不足，并且能缓和基于“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和谐语境下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探讨
一种制度的设置与存在，自有其思想文化背景与需要。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诉讼观念作为深层结构的观念性文化，必将影响和制约着诉讼制度的确立。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不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化着的情感和要求相分离。 “‘法意识’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社会学上所说的‘滞后效果’，即相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文化和象征体系的变化总是会落后的现象。”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古代法律仅仅是实现“和谐”目标的手段，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此争讼必然是绝对的坏事，在人们心目中，争讼本身就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不过，这种调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平息纠纷，追求无讼的和谐统治状态。
（二）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儒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合和’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 和合精神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推及人类社会生活，便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在儒家看来，“礼”提供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任何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人对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犯罪者往往重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愿使自己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向往平安和稳定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处于担忧和防备之中。因而，通过犯罪者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旧的矛盾，藉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轻刑化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随着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刑罚报应论的否弃和对刑罚预防论的趋同，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对重刑主义否弃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保安处分、社会处遇等刑事和解模式。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上述朝阳区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刑事诉讼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交叉题域，刑事和解等一系列新的刑诉取向变化则是融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出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行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社区机构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主要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刑事和解中一揽子解决。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且也要注意挖掘、吸纳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如前所述）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通过将实行刑事和解后的犯罪人纳入社区中进行矫治，有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区和谐，更有利于加速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进程。
现代法治不仅表现为国家法治权威的确立，更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个体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因此，通过刑事和解的探索，也开始逐渐突破国家法垄断的坚冰，而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交融的趋势，传递着现代法治取向变化的微妙讯息。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根据这一精神，该《规则》18.1条(c)款规定少年司法中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外，各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正在逐渐扩大到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适应这一趋势。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非企业组织担保的问题与对策
张在祯
[特别说明] 本文曾以《非企业组织担保问题之我见》为题，发表于《上海金融》杂志 2004年第6期。
摘要：本文介绍我国相关法律对非企业组织性质的界定和担保资格的规定，分析目前非企业组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商业银行接受非企业组织贷款担保的风险防范对策。
关键词：非企业组织； 贷款担保； 问题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企业类型的组织，无论是公司制还是非公司制企业，作为借款主体和担保主体都没有多大法律障碍。不属于企业组织范畴的其他组织，包括国家机关、武警军队、政党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由于组织种类较多，适用法规不甚协调，登记管理涉及政府多个部门，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明显脱节，能否向银行提供担保的问题，在办理担保贷款时，存在一些难以决断和处理的问题，极易给银行信贷业务带来法律风险。特别是随着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非企业组织”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以担保贷款作为主要业务的商业银行应予高度重视。
二、非企业组织的基本界定
组织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非企业组织”是指不包括企业组织类型的组织。鉴于武警和军队可归属于国家机关，而政党组织基本也可归属于国家机关，因此，本文所称“非企业组织”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构成“法人”，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称为“其他组织”。因此，非企业组织又分为非企业法人和非企业其他组织。顺便指出，与“公司”肯定属于“企业”不同，法人并不都属于企业法人。我国法律规定的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其他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其他经济组织”或称为“其他企业组织”，主要包括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联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另一类是“其他非经济组织”或称为“其他非企业组织”，主要是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非法人社团组织。
三、非企业组织担保的法律规定
（一）关于非企业组织为保证人的规定。《担保法》在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为保证人的同时，又作出两个限定：一是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二是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情况，担保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保证人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其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即不应仅因其为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就认为其不能为保证人进而认定该保证合同无效。
（二）关于非企业组织财产抵质押规定。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抵押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其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抵押有效。《担保法》没有限定国家机关抵质押财产，没有限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质押财产。担保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和质押）的，担保合同无效。问题是尚若法律无规定就谈不上违反法律规定。对此，公认的学术解释是“从担保法禁止国家机关和公益单位为保证人的立法本意中，当然可以得出它们在自己拥有的财产上设定抵押权或质权的行为无效这一结论。”[1]
（三）关于非企业组织担保规定的小结。关于非企业组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担保的法律规定，可以概括为：（1）国家机关除经批准为转贷担保外不得为保证人，不得抵质押其财产；（2）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不得抵质押其社会公益财产；（3）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为保证人；（4）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自身债务可抵押其社会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
四、非企业组织存在的担保问题
（一）地方政府违法提供担保情况严重。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必要借贷。依照现行担保法律规定，国家机关除经批准为转贷担保外不得为担保人。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举债活动，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还常常出面为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城市基础建设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开发区贷款中，存在着大量以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还款承诺为贷款担保方式的项目贷款。政府担保的结果构成政府的或然债务。担保合同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地方政府比较注重政府信誉和权威，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轻易带头破坏金融市场的信用秩序；但是，地方政府在任何债务关系中都属于强势一方。由于种种原因，如果地方政府违约了，作为坐落在当地企业的商业银行又有何良策？更何况政府担保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政府担保的形式有多严肃，即便是通过地方人大会议以《决议》形式提供的担保，也都是无效的。值得银行提高警惕的是，地方政府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过一般人想象。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2]
（二）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公益性”难以界定。所谓“公益”，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一般是指非经济利益。“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前提，是存在“不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1998年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998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据此，事业单位都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社会团体也都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又规定，公益事业包括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这是否意味着“公益性事业单位”又分为非营利的和营利的？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作为保证人。那么，公益性营利的事业单位，能否作为贷款担保人？是否“从事经营的”或“营利性的”就属于“不以公益为目的”？为此笔者多次咨询过法官，所得答案和目前比较通行解释是，公益组织也可以进行营利性活动，但其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益事业。目前，我国的国有事业单位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全部依靠政府预算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二是部分财政拨款即政府补贴的半公益性和半经营性事业单位；三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四是完全按照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一般情况下“以公益为目的非营利组织”的构成条件有三：一是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当然这并不等于组织不盈利；二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三是组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那么，由个人、民营企业投资设立、拥有产权和回报权的民办学校或医院等组织，是否只依据教育、医院等事业是公益事业，即可认定其为公益性组织？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身份不明。1998年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登记证书》。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只有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所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律地位模糊，其法人类型有待进一步明确。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却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其结果是，一方面民办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又在向民办学校收税。作为权宜之策，虽有冲突，也情有可原，但从长远来看，要促进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给民办教育机构准确的定性。民办医院等民办非企业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民办医院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看，已经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到工商行政和税务部门依法进行工商企业和税务登记；二是核定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到民政部门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从理论和世界各国经验看，民办教育应存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不同的形式。从国内情况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或营利组织创办的学校、医院等非企业单位的营利性和私有性无法避免，只有依照营利组织的法律才能有效规范。只有自然人、企业法人或营利组织将捐赠资产转移为公益性法人所有、不谋取任何经济回报、依法定程序登记为公益性法人的学校，才有资格成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学校。
五、非企业组织担保的风险防范
（一）慎重稳妥地处理政府担保问题。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无力改变目前的政府运行和法制状态下，应当尽力利用电费收益权和收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办理质押贷款，以避免接受政府担保；充分认识国家机关提供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尽力回避或拒绝接受信用不良的政府、异地政府、乡镇级政府及街道办事处提供贷款担保；注意国家财政部对政府出资设立的融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的限制；虽然国家机关的办公住所、办公设施等主要财产及其预算内资金不受强制执行，但其预算外资金和行政节约经费可用来承担民事责任；根据银行资本金和风险资产的构成情况，控制政府担保的“度”，防范产生流动性风险。
（二）依法确认从事经营活动的标志。我国转型时期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出资方式、运作模式等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问题的复杂性。根据1988年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科技性的社会团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由该企业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不再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科技性的社会团体，具备企业法人登记条件的，由该单位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也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中外合作举办的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据此，银行确认非企业组织是否“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是否具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三）以公益财产设定担保注意事项。目前，司法部门并没有对“公益设施及其以外的财产”做出司法解释，银行在信贷业务实践中难以认定以哪些财产设定担保抵押才有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公益组织不得抵质押公益财产，为自身债务可抵押公益设施以外的财产。那么，公益组织为自身债务可否抵质押公益财产？虽然权威法官认为，担保法并未区分是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还是为他人债务设定抵押，只是规定为他人债务设定抵押的无效，而不包括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的情况。[3]但是有待正式司法解释。随着改革出现具有高度公共管理职能的新型公益性事业单位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等公益性机构也不宜为保证人，其社会公益财产也不宜设定抵质押。至于商业银行用高等学校的学生公寓收费权办理质押贷款的，应到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统一登记。
注：
[1]参见曹士兵著《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基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参见《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载《上海金融报》，2004年2月24日，第1版。
[3] 参见李国光等著《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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