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7 05:25:21 浏览: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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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劳动部保险福利司：
你司劳险司函字（1990）23号函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
一、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是否可以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应否计入家庭人口的问题。根据我国婚姻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婴儿自出生时起，即为父母的直系亲属，是家庭中的一员，由父母抚养至独立生活时止，这既是子女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也是既存的事实。
因此，将超生子女排除于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和家庭人口之外的作法，仅就法律而言，似缺依据。
二、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是否可计入家庭人口，享受生活困难补助，以及职工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后是否可按供养直系亲属享受丧葬费、抚恤费、救济费等待遇的问题。由于（一）所述理由，原则上似以认可超生子女有权享受上述待遇为妥，但应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有所区别，尤其对申请困难补助的情况应从严掌握。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附：劳动部保险福利司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等问题的征求意见函 劳险司函字〔1990〕2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近，有些地区在贯彻执行劳动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劳字〔1989〕51号《关于适当提高城镇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中提出，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是否可以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应否计入家庭人口，享受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后是否可按供养直系亲属享受丧葬费、抚恤费、救济费等待遇。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各地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子女能否享受生活困难补助问题的处理上，大体有宽、严两种办法。少数地区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对不执行计划生育的多胎子女，不得计入家庭人口，不能享受生活困难补助。大多数省、市未做出明确规定，但一些基层单位根据困难补助中的问题，作出了对超计划生育不予补助的制约办法。少数省、市将超生子女计为家庭人口，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理由是：职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已在有关的规定中作了处理，应该“罚了不打，打了不罚”。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涉及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政策性很强，一方面，不考虑计划生育因素不行，一旦处理不妥，客观上会起到鼓励超计划生育；另一方面，生活困难补助以及各项保险待遇处理不好，又影响安定团结。为此，请对上述问题提出意见，并于8月15日以前将意见函告我们。
1990年7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诉案件的管辖处理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诉案件的管辖处理问题的复函
1962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区鹿寨县人民法院于6月26日向我院请示关于申诉案件的管辖处理问题，并对柳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采取照转的作法提出了意见。
关于申诉案件的管辖处理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或有关方面提出不服判决的申诉，应当作为案件来办。对于当事人否认案件事实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的，适用政策、法律不当的，有刑讯逼供情形的等申诉，应由原审的上一级法院调查处理；一些看来问题不大，需要对申诉人进行说服解释的，也可转原审法院处理，上级法院对转办的申诉应当尽可能提出应当注意的问题，不能一转了事。
在英国留学期间，经英国宪政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 Affair）的安排，我到伦敦一家行政裁判所（Tribunal）实习。裁判所是在普通法院之外，根据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某些专门裁判组织，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和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它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品味。
专业化的裁判人员
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种，数量近3000个。主要分为四大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的裁判所。行政裁判所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解决纠纷所需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例如，处理针对地方税收官员决定的申诉，必须要熟悉税收法律和实践，所得税专门委员会的裁判员由税务专家担任；对于心理健康审查裁判所的人员，就必须“有这方面运营管理的经验和这方面的社会公益服务知识，或者上议院大法官认为相宜的其他资格或经历”；社会保障专员（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er）通常是精通社会保障法并具有丰富经验，有超过10年法律执业背景的高级律师；再如，土地裁判所就设立一名总裁作为裁判所首脑；其他几名成员要么是特许测量师，要么是律师；此外，还有一名登记员，以及一名负责裁判所日常行政事务的裁判所经理。对强制购买土地后补偿的评估以及其他因其性质或数量不适合由普通法院审理的纠纷，则由这些专业裁判员来裁判。这些专业人员业务熟练，有助于更好地认定事实，适用规章和规则，对行政决定进行更为实体化的审查。
独立的审判权配置
行政裁判所具有相对独立和超然的地位，除了那些只能向大臣提起上诉的案件，其他大部分案件由于议会将裁判权只赋予了裁判所，因而裁判所是完全独立于政治控制的，绝不服从行政干预。裁判所人员不能由行政官员或者从属于行政机构的人员组成，而是由专业化的人员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妥当，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查，对“政府项目和政策日复一日的运营，以及行政决定的实体内容”予以关注。无论哪一个大臣都不能对裁判所的裁决负责，一个大臣试图去影响某个裁判所的裁决都是不妥当的。裁判所有权规制自己的程序，这种程序自主权决定了裁判所的裁判程序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也可以自行启动主动审查。主动审查时，要事先告知当事人，并要规定合适的方式让当事人表达意见。因为在英国，法院来审查法律问题，而政策问题则被视为行政机关固有的疆域。如果让法院代替行政机关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判断，被认为有悖于在行政和司法间分权的基本宪法原则。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存在很好地弥补了这种不足与缺陷。
简易而快捷的审理程序
裁判所总裁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自行决定举行听证前审查（Pre-hearing Review）。在听证前审查中，裁判所主席可以根据文件和书证，对申请中所涉及的任何法律和事实问题予以决断。如果裁判所在听证前审查中所作的意见对整个申请的处理将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裁判所可以将该听证前审查视为听证会。例如《1996年土地裁判所规则》第39条中就规定了“审前审查”（Pre-trial Review）程序。听证中，裁判所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能够厘清问题的路径来设计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防止程序的僵化。但绝大多数的裁判所都实行口头审理，这可能还是它的法定义务。在听证会一开始，听证会主持人就要对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规则予以说明。裁判所可以要求证人、宣誓者及专家出席听证会，可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举证而宣誓。裁判所采用对抗制诉讼模式（the adversarial System）。法官的任务不是发现案件真相，而是做案件的裁断者。当然，各类裁判所的裁判模式都不尽相同，像社会保障申诉裁判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非正式的，可以被粗略地定义为“讯问制”的。
在证据方面，裁判所通常不受严格证据规则的约束。可以接受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也可以依赖裁判所成员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进行判断，而不限于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事实。但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如果要考虑更多的事实，就应告知受影响的当事人，给当事人以回应的机会。例如在道格代尔诉卡夫食品（Dugdale v Kraft Foods）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职业裁判所（前身是产业裁判所）的成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因为他们特别的经验和学识，因此，面对那些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的事项时，有资格运用经验和学识来弥补证据中的缺陷。但如果给出的证据与他们的经验和学识相悖时，他们不应一味地偏重自己的学识，而不给证人安排一个机会。”就证人证言形式而言，包括听证会上的口头证据，证人的书面陈述、证词摘要或者宣誓书。在裁判所认可的情况下，电话、视频等形式的证言也可被接受。在裁判所允许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出席听证会，对他的证言详加陈述，或是对书证中出现的新情况予以补充说明。裁判所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当事人提交专家证据。
在听证开始后，如果裁判所三名成员中有除主持人之外的另外一名成员缺席，如果申请人同意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裁决方面，根据《草拟裁判所规则指南》，登记员将接受的申诉申请发放给有关各方后，当事人如果没有意见反馈，或者行政机关的反馈意见表明它将同意申诉请求，而且裁判所也审视了提交的材料，考察了所争议问题的性质，认为不太可能引发行政裁决的偏见，也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公共利益考量，可以无需听证程序就对申请作出裁决。例如《2003年移民和庇护申诉（程序）规则》第45条和《2000年信息裁判所（执行申诉）规则》第13条中，都对此做了类似规定。裁判所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并在裁决中记录是一致通过还是多数通过。听证会结束时，裁判所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并且尽可能快的形成文件，文件要包括对裁决的理由说明，并由裁决主持人签发。同时，裁判所的决定都要对公众公布。
中立而公正的裁决机制
早期的英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中也没有设立行政审判庭，甚至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这既是传统行政所缺乏的，也是传统的司法系统所缺乏的。传统的行政系统缺乏裁决纠纷的中立性，而传统的司法系统又没有大批量处理纠纷足够的效率。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将司法保证中立、公正的程序机制与行政的效率结合起来。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看，行政裁判所可以迅速、低廉、分散地裁决大量个别案件。换句话说，各种类型的裁判所担负了大多数行政案件的初审任务，并可以运用与相应的行政裁判所有关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不限于法律专业知识，还包括其他职业领域的相关经验。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行政裁判所比法院更容易为公众接近。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这正如1932年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裁判所比法院的优势在于，“低廉、技术化、快速及专业。”裁判所裁决机制，使得申请人能更好地理解裁判程序，更有效地去表达意愿，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裁决。
张弛有度的上诉申诉制度
对于裁判所的裁决，是否有上诉、申诉权利要取决于特定类别裁判所的立法中是否规定了申诉权利。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未规定申诉权利。例如《1980年教育法》创设了教育申诉委员会，但没有规定委员会的申诉权利；第二种情况，法律仅仅规定了对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的权利，或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的权利，例如对于特殊教育类的案件。还有《1970年薪资平等法》、《1976年种族关系法》、《1974年卫生和安全法》等法律中，规定可以对产业裁判所裁决中的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第三种情况，可以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起申诉。如移民类的案件就可以上诉到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还有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the Social Security and Child Support Commissioners）,土地及估价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Land and Valuation Appeal Tribunal）,财政及税收上诉行政裁判所等。
另外，上诉的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向其他裁判所提起申诉。在移民、社会保障、土地、交通以及税收这五个领域中，对“一级裁判所”（First-tier Tribunals）的初始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二级裁判所”（Second-tier Tribunals）提起申诉。2.向大臣上诉。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不服裁判所的裁决，可以向大臣提起上诉。这样的规定并不多见，大多是需要依政策裁判的案件。3.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许多上诉行政裁判所的案件，法律还规定了可以向高等法院进一步上诉，而对于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的决定，或者就业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法律规定可以直接向上诉法院上诉。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