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存废
张俊龙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
死刑(Death Penalty)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又被称为极刑.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死刑的废止和限制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死刑的废止和限制是必然趋势，是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它的正确适用与改革有利于昭彰法治的公正，有利于社会向更文明方向发展。
关键词：死刑；死刑的存废；必要性；展望
前言
二百四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引起重大的学术争议。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人们一次对于死刑存废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01]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使得死刑存废的问题进一步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在当代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的意义何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是否应该废除呢？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死刑的渊源、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刑罚之一，这种刑罚方法毕竟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原始社会的一些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或转化的关系，这些社会现象，便成为死刑的直接渊源。[02]
（一）中西方死刑的渊源
西方死刑渊源通说认为于活人祭祀，牺牲者多为战俘，奴隶部族内的童男童女，标准是年轻貌美，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这样残忍的仪式，还有一种唯美的欲求。到其演变为纯然的惩戒行为时，这种唯美的欲求似还残存着，自然其残忍更是有增无已。而古代中国死刑渊源有两种，通说认为：死刑以原始“食人”习惯为渊源。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03]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然后将其吃掉”。 [04]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而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05]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
（二）死刑的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06]
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方法。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惩罚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07]而当今死刑存废之争的最大局限性是学者们坐而论道，双方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基础上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保留死刑一方还是废除死刑一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权。但是如何维护和保障人权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死刑，还是任何一种刑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信仰或者说是国民的法律感情。虽然有些不当，但这一点不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来说应该都是承认的。因为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08]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09]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10]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11]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12] “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3]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其国民的法律信仰之间的抽象联系。
二、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死刑思想确立的。毛泽东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4]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直至今日，不管我国的刑事政策、立法还是司法，对于死刑都是情有独钟的。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 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三、现阶段中国实行死刑的必要性
目前来说,中国不适宜废除死刑。
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死刑的废止不应限于抽象性的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的讨论死刑是废除还是保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5]因此，讨论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阶段。
从目前中国现实来说，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所应具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条件还很落后。在这种物质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而物质文明提高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取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实际上，防范犯罪要难于惩罚犯罪，这个道理是易懂的，但惩罚犯罪远比防范犯罪省钱省力，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视为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因而屡屡滥用。[16]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权者是不可能放弃死刑这一刑罚的。对于精神文明程度来说，在一个精神文明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越强。而只有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定水平，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还不高，公民整体素质也不高，大部分民众还不认同废除死刑思想。因此，从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另外一点，在中国提倡废除死刑的几乎都是学者，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绝对不能废除死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古代的儒家、法家，还是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要立即废除死刑。从我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事实上，“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边沁）这一基本规则。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因此，目前在中国，死刑应当被保留。
从民众和学者对立的观点看，两者一直处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学者们一直是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进行一种理论研究，他们往往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思想。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法律意识，他们考虑问题往往很现实，“杀人者死”从古至今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对目前中国司法减刑被滥用的不满，也是造成民众反对废除死刑的直接原因。
四、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由于死刑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它的存废也成为一个久争不下的问题。直到今天，死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另一方，他们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我认为不论死刑存废的问题在短期能否得出一个结果，仅就争论本身而言，这场争论既丰富了刑罚学说，又给世界性的死刑立法与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与激发人们的人道精神，对于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死刑制度做出下面的分析。
从长远看，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苦到轻缓的沿革的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我党确定的死刑政策是“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不废除死刑” 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要少杀、慎杀”是因为认识到了死刑的不合理本质。虽然在目前，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一瞬间的反复，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17]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死刑走向废止是世界潮流。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日本和美国部分州。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并号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签约国考虑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志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欧洲理事会大会对死刑的反对特别强烈，欧盟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同时大赦国际也是致力与废除死刑的重要国际组织。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必然使中国迅速融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尊重，而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涉外法律冲突，也必然给国人的刑罚观带来强烈的冲击，同时，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学者的讨论呼吁，也会促使决策层和民众对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了解和顺应。如此，中国死刑最终走向废止是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五、结语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吉政发〔2007〕41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强化行政责任，推进依法行政，建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责任型、服务型、法治型和效能型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三条行政问责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公平、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
不得用行政问责代替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问责范围
第四条 行政决策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决策内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二）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三）违反规定决定考核、录用、任免、奖惩等人事管理事项的；
（四）违反规定决定立项、招标、设计、施工、投产等重大项目的；
（五）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者处置国有资产失误，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违反规定决定科教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福利、计划生育等社会管理和服务事项的；
（七）发生灾害、突发公共事件未及时采取措施，使应当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者减少的；
（八）其他行政决策失误应当问责的行为。
第五条 行政执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拒不执行政府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的；
（二）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三）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四）不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时限办理有关事项，或者无法定依据附加条件办理有关事项的；
（五）不执行具有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或者不采纳其提出的正确建议的；
（六）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七）虚报浮夸政绩的；
（八）管辖范围内发生责任事故、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较大违法违纪案件的；
（九）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的；
（十）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
（十一）其他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行为。
第六条 行政监督检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监督检查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三）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四）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纠正，或者不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
（六）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监督检查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执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超越权限办理案件的；
（三）违反规定实施或者免予行政处罚的；
（四）以行政处罚代替纪律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使用、丢失、擅自处理罚没款物的；
（六）因工作疏忽导致人员伤亡的；
（七）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八）其他违反规定的行政执法行为。
第八条 行政复议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二）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三）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行政复议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失职行为的；
（五）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复议的行为。
第九条 行政赔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对符合规定的行政赔偿申请，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依法应当赔偿而不赔偿、逾期赔偿，或者依法不应当赔偿而给予赔偿的；
（三）违反规定核定赔偿标准的；
（四）作出赔偿决定后，未依法责令负有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费用的；
（五）其他违反赔偿规定的行为。
第三章 行政问责责任划分
第十条 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应首先对所在单位行政首长进行问责。行政问责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第十一条 批准人批准的事项，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因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者工作失误，致使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承办人未经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承办人不按照批准人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三条 因指令、干预，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发出指令、干预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四条 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持相同意见的人员负间接责任。
第十五条 因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意见，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十七条 本章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首长。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人员行使批准权的，行使批准权的人员视为批准人。承办人一般指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承办人员。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种类和使用
第十八条 行政问责的种类：
（一）告诫或者责令作出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调离工作岗位；
（四）责令辞职；
（五）免职；
（六）辞退或者解聘。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者合并使用。
前款第（三）、（四）、（五）、（六）项的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构成违纪的，应当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同时，还要视情节进行行政问责。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辞退或者解聘。
对负有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重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者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进行问责。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理：
（一）一年内被问责两次以上的（含两次）；
（二）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挠、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投诉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四）强迫、唆使他人违规违纪违法的；
（五）拒不纠正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
（六）行政执行、监督、检查、复议和赔偿中有徇私舞弊、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物、接受宴请、参加其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活动等行为的；
（七）其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处理：
（一）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动退出违规违纪违法所得的；
（三）对挽回或者减轻应问责事项可能造成的损害、损失、影响有立功表现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应当在第十八条规定的问责种类幅度以内从重或者从轻给予问责。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对具体行政行为责任人进行问责：
（一）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无法认定行政工作人员责任的；
（三）因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行政问责程序
第二十四条 行政问责启动：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二）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者要求问责的；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出问责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的投诉。
受理机关收到投诉后，应当予以登记，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进行处理。
受理机关应当为投诉人保密。因泄密使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并负有直接责任或者间接责任的人员，由行政监察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成任免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七条 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进行问责，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八条 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经本机关行政首长同意，对需要问责的事项进行初步调查。
（二）经初步调查认为问责对象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需要进一步查证的，报本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后立案。
（三）对问责对象的行为事实做进一步调查，包括收集、查证有关证据材料，听取问责对象所在单位的领导成员、有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并形成书面调查材料，向本机关行政首长报告。
（四）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问责的依据告知问责对象，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其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问责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信。
（五）经本机关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对问责对象给予问责、免予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决定。
（六）应当将问责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问责对象，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第二十九条 对任免机关作出的问责决定有异议的，同级行政监察机关有权责成任免机关进行复议复核，也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重新调查处理。
行政监察机关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条 对问责对象的行为进行调查，应当由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问责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行政问责的调查处理应当在60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投诉人延期理由。
在问责决定作出后15日内，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问责决定报送行政监察机关备案；对实名投诉人，应当告知其问责结果。
第三十二条 问责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问责对象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应当进行问责的行为事实；
（三）问责种类和依据；
（四）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三十三条 问责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四条 问责对象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并涉及赔偿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给予赔偿。问责对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行政问责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问责对象和投诉人有权向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行政首长要求其回避。
第三十六条 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行政首长的回避，由其上一级行政机关决定。调查人员的回避，由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行政首长决定。
行政问责调查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发现参与调查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六章 不服问责的申诉
第三十七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问责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在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问责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不经复核，自接到问责决定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第三十八条 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3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受理问责对象申诉的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原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九条 受理复核、申诉的行政机关或者部门审核后，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下列决定：
（一）原问责决定正确的，维持原决定；
（二）原问责决定所列事实不存在，或者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的，撤销原问责决定；
（三）原问责决定违反规定程序，影响公正处理的，责令原问责决定机关重新调查处理；
（四）原问责决定事实清楚，对问责行为的情节认定有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有误的，可以直接变更问责种类。
第四十条 受理复核、申诉的行政机关或者部门应当将复核或者申诉的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及其所在单位，并报送同级行政监察机关备案。
第四十一条 问责对象受到错误问责的，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纠正。造成名誉损失的，应当在公布问责决定的范围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补偿或者赔偿。
第四十二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错误或者失误的，应当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被问责行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和专职从事社会团体工作的行政人员，以及比照公务员管理的部门、中直驻吉林省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