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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21:33:17  浏览:892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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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1989年3月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9年5月20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8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和1997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

2006年1月1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2006年3月29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未满十八周岁的各民族公民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教育,培养未成年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团结、友爱、诚信、互助的思想品德。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四)教育和保护相结合;
  (五)未成年人事业优先。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县级人民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提供经费保障。
  第六条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驻守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并有权向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第七条 未成年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信、自律、自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
  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表彰和奖励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章 保护机构
  第九条 自治州和所辖各县、市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委员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主管负责人担任。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办公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乡、镇和街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和帮扶工作。
  第十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职责:
  (一)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二)规划、落实、督促、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建立、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度,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队伍建设;
  (四)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工作;
  (五)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检举和控告,责成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查处,必要时为受害者提供或者寻求法律帮助;
  (六)研究决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州和县、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用于未成年人保护事业。
  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应当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的各项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其承担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必要的经济责任,保障其充分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关心其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变化,并及时予以指导和帮助。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使适龄未成年人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吸毒、卖淫、打架斗殴、聚众赌博,以及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并协助有关部门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有效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时,必须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人代行监护职责,并报告被委托监护人所在的乡、镇、街道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接到报告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对被委托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负有监督指导职责,可以指定被委托监护人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被委托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帮助。
  第十五条 生父母对非婚生子女,继父母对继子女,养父母对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子女,都应当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遗弃。
  父母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判决给付子女的抚养费,约定和判决中应当同时写明未成年人子女突遇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危害时父母双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对拒不履行约定或者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强制执行。
  父母离婚后抚养方不适宜继续抚养子女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的请求;经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青春期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
  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教育工作,促进幼儿在体质、智力、品德等方面和谐发展。
  第十七条 教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良好的言行影响和教育未成年学生,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禁止对未成年学生实施停课、辱骂、体罚或者变相体罚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基本的安全教育、自护和自救教育,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制止校园暴力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预防和消除教育过程和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针对地震、洪水、突发性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和食物中毒、火灾、气体泄露等突发性安全事故,以及恐怖袭击、劫持人质等刑事犯罪行为的侵害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定期组织相应的训练。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不断地推进教学改革,减轻未成年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者测试,不得张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
  学校不得使用盗版教材,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与与教育无关的商业性活动。
  学校应当保证学生休息、文娱、体育、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时间,不得将学生的活动设施、场地移作他用。
  第二十一条 公办中、小学校应当在校内建设非营业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上网服务。
  寒、暑假期间,中、小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和场地应当向本校学生开放。
  建设非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开放文化体育设施和场地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指定或者聘请专职或者兼职法律辅导员,安排教学课时,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学校应当配备具备专业资质条件的专职或者兼职心理教师,结合实际,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学校应当对进入青春期的学生进行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密切与家长的联系,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行为异常或者缺课的,应当及时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查明原因。
  寄宿制学校学生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劝退、开除学生。
  学校处分学生,应当给予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辩的机会,并对申辩的内容予以答复,处分内容不记入档案。
  第二十五条 禁止学校和教师向学生滥收费和用罚款手段惩罚学生,未经州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批准不得擅自组织学生捐款捐物。
  第二十六条 学校向学生提供饮用水、食品,应当保证其卫生安全。
第五章 政府保护和社会保护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应当全面规划,组织实施。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单位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未成年人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参加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制度。
  第三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儿童食品、用具、玩具和游乐设施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扶困助学,切实保障生活困难家庭的适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规划,设立寄宿制和助学金制为主的小学和中学,保障居住在边境地区和偏远山区走读困难的适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鼓励学校、企业和个人,创办兼有教学和监护功能的教育机构,为单亲、 无亲家庭以及父母外出务工家庭的适龄未成年人提供学习、住宿条件和监护。支持、鼓励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和鼓励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其他创作人员,创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产品。
  自治州内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和各艺术团体,应当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报刊、图书、影视、音像制品和文艺节目,办好以朝鲜族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朝鲜文报刊、影视节目和文艺节目,不断增加朝鲜族未成年人的课外读物种类和数量。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和展示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未成年人的情况,统筹规划,新建、扩建、改建供青少年活动的文化娱乐、体育、科普等场所,并保障其运营所需资金。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及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设施的用途。
  支持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或者兴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场所及设施。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内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科技馆、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场所以及非公益性文化体育场所,应当定期开放未成年人专场,并实行优惠票价。
  向未成年人开放的活动场所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州规定的安全标准。体育场馆等场所应当指派专业人员指导未成年人开展活动,以有效预防和制止危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三十五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疾病预防工作。
  卫生部门应当定期为在校学生和幼儿进行体格检查,做好传染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工作。全面实行儿童免疫接种制度,积极防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
  第三十六条 营业性歌舞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经营者应当在入口处的明显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上述场所的工作人员可以要求其出示有效身份证明。
  第三十七条 中、小学校周边二百米内不得开设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禁止在学校门前和两侧开设性保健用品商店、集贸市场、食品摊床、停车场,禁止堆放杂物。
  第三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和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未成年人信仰宗教。
  第三十九条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任何人不得诱骗、教唆、胁迫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第四十条 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饮酒。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高温、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四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权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
  对未成年人的信件、电子邮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开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在农村村屯和城镇社区组建家庭教育指导网络,培训家庭教育指导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第四十四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应当反映未成年人的合理要求,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除遇险时须动员和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自护、自救行动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动员和组织未成年人直接参加抗洪、救火等抢险活动。
  第四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指导未成年人在课余和闲暇时间,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和鼓励学校、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兴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为已经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选择理想的职业,学习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
  支持和鼓励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特殊保护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和公民,应当重视保护各民族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女未成年人在入学、就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同男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禁止让女未成年人在经期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激烈的体育活动。
  公安、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强奸、猥亵、拐卖女未成年人和容留、诱骗、教唆、胁迫女未成年人进行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重视盲、聋、哑、智障和其他残疾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就业,创办各种特殊教育学校和辅读班,进行定向培训。对年满十六周岁,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应当推荐安排就业。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兴办各类惠及残疾未成年人的福利事业。具体鼓励政策和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为有特殊天赋和突出成就的各民族未成年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其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
  第五十条 禁止任何人歧视、戏弄、虐待和遗弃生理有缺陷的或者精神有障碍的未成年人。
  自治州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紧急救助机制,对因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受其他侵害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救助。
  第五十一条 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
第七章 司法保护
  第五十二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加强与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学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以及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沟通,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建立专门办案机构,依照法律规定,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审查、审判。
  对判决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其他违法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其姓名、住所和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对因家庭生活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监管场所,应当依法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严禁辱骂、体罚。
  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押分管。
  第五十五条 被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和刑满释放、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以及受过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第五十六条 对正在服刑和接受劳动教养以及被治安处罚的未成年人,其家庭、监护人和原所在学校,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矫治单位做好教育、挽救工作。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抚养、离婚、赔偿等民事案件时,应当体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的学校,是指自治州内依法设立的有未成年人就读的各级各类公办、民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教学机构。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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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中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论
胡小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并没有经过业主制、合伙制的发展道路,而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肩负摆脱国企困境的历史重责直接跨越公司改造。事实上,尽管不少国有企业已转为公司制,但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致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达到其预期目标。当前,面临着国有企业效益继续滑坡的现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1,使其“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是企业转制过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国有企业改制中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情况及现存缺陷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特有的运行机制。其特点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和民主。严格讲,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属于企业内部问题,国家不宜就此过多干预。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必须以法律手段对企业公司的‘后院’进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监督,”“法也调整那些有着共性的和重要意义的经济组织内部关系”。31993年12月,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公司法》,它为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法律蓝本。1994年,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全面展开,以股份或有限责任为形式的公司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仅是政府附庸和命令执行者的模式。据1997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343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形成。在实行改制的公司中,71%已成立了董事会;63%成立了监事会;33%成立了股东会。一半以上试点企业的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绝大多数企业的总经理能够行使《公司法》所赋予的职权。政府部门基本上不干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任免。”4然而,国有企业公司化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又表明: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中,现代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失控,国有企业并未因上述的数字而真正建立起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法人治理结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股东会而言,现代法律缺乏对股东及股东会权力运作的保障体系。
  1?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缺位。我国公司制改造是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营方式的一种彻底变革,在此基础上产权过于集中的现象不可避免。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以国家股和法人股为主体,难以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致使产权不能明晰,股东未能真正到位。国有企业在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以后,一般是按照两种方式治理:一是行政干预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企业制度是由政府委任董事长、总经理直接经营,法人的治理结构处于“政府控制”的治理方式;二是国家在实际上并没有对试点企业行使股东的权力,即使是政府作为主要股东也未能到位行使股东的权力,企业内部的国有股代表仅是形式或干脆由董事长、经理担任,企业处于“无所有者控制”的治理方式。由于国有资本的所有者难以真正到位,造成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任、权限和利益不明确,结果只能是把政府“外部人监控”这种国有企业的原有弊端植入改制后的公司组织中,使得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中,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委托信任制衡关系形同虚设。
  2?公司法律对股东的保障有待完善。OECD经济组织在提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时,明确提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应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原则。但是,有关法律没有赋予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力,没有规定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定人数,对于普遍决议和特别决议所需的表决数均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表决数”,而无需受代表一定比例股份的限制;对于董事会无理拒绝少数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现象,也缺乏约束机制。这些都使得法律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大打折扣,造成了在企业改制的实践中董事会凌驾于股东会之上,破坏了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关系,使股东会的设立流于形式。
(二)就董事会而言,决策机构的决策职能模糊。
  1?董事会的产生缺乏规范性。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最重要的取决于董事的人员构成。理想的董事人选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法律、财会和教育方面的专家。但《公司法》中对董事的任职资格规定粗糙,而且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多是党政干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的人员。《公司法》第68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至九人,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按照董事会的任期委派或更换。”董事会组成的不规范性造成了董事会的作用不是决策中心,而是管理委员会,董事长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企业的决策机构带有浓厚的执行色彩。
  2?决策政企合一。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缺乏规范性,政府对企业自主权的干预仍保持较强大的惯性。改制后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决议仍需报主管部门审批,政府习惯以管理计划经济的审批方式干预公司的自主经营。造成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中,“外部人监控”的现象未能被克服,董事会的决策职能被削弱。
  3?董事会成员内部制约机制弱化。董事会中董事长居于中心位置,但董事长与其他董事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集体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关系。然而《公司法》中规定“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召集或主持”5,“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6,由此来看,其他董事似乎仅有得到会议通知和参加会议进行表决的权力,董事会沦为变相的董事长个人决策的机构,董事长权力的滥用现象难以克服。
  4?董事的职权和责任关系模糊。董事会接受股东委托行使决策权,处于枢纽地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董事会成员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应是一种对等关系。但是,从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蓝本——《公司法》来看,对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的规定相当笼统,相关的一些法律也未能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事实上使得董事在履行职权过程中的一些行为处于无序状态。
(三)就执行机构而言,权力的滥用现象严重,现有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
  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任职程序和所处位置上均有显著的差异。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执行权力。然而,公司法在规范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时规定“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7;在规范有限责任公司时亦未有董事长兼任经理的禁止性规定。现实中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人员的高度重合,致使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一人身上,造成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与执行机构的委托关系含混,总经理是公司中的实际家长,在公司化后的权力恶性滋长。
  2?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内部人控制”是指“从前的国有企业(SOE)的经理或工人在企业公司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控制权的现象”8,“在70和80年代的中欧和东欧,当计划经济制度的停滞加深时,中央计划官员们试用撒手放权,把大部分计划指标放给国有企业的办法对付面临的问题。企业经理在自己企业的内部构筑了不可逆的管辖权威,中央计划格局和逐步退让以其突然解体告终,那些已经从计划机关获得很大职权的经理们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的真空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9“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在公司中所占比例越大,公司的内部控制就越强”?。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缺位,加剧了内部人控制所带来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控制,执行机构的执行效率低下,甚至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在企业转制过程中,由于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不确定性,所有权主体被肢解,分散到各个不同的行政机关手中,使得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即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又表现出产权上的超弱控制。造成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况,企业行为短期化,追求高收入和高消费;同时又利用政府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脱责任,转嫁风险,损害国有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人事部门任免传统扭曲了执行机构的代理职能。《公司法》第5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权利。董事会有权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然而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并没有建立层次分明的人事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国有企业的厂长由组织部门任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明确规定,厂长经理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免或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主管部门批准,最终决定权在主管部门。改制中的实际情况是,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仍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企业的法人代表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前,必须得到党组织部门的任命和证明,甚至在股份有限公司也必须如此。”?以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模式来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做法与公司法人治理机构根本不能相容,它打破了经理人员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破坏了公司法人的治理机构之间层层产生、层层制衡负责的机制,使得公司执行机构的情况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趋势。一方面,从执行机构的产生方式来看,企业经营人员主要由政府任命,经营者能否获得政治上的荣誉、能不能升迁,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不是取决于市场;另一方面,在固定酬金已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会寻找工资以外的其他消费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或利用自己权力地位进行权钱交易。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不是取决于市场竞争关系,而是以政府主管部门的意志作为价值取向杠杆。
(四)企业家形成机制的障碍。
  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作为委托人的董事会,要求经理人员尽取尽责,以使股东收取更多的投资回报,而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所追求的是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值和提供人力资本从事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最大化报酬。事实上,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运行不规范和过多行政长官色彩,造成了我国国有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建立起良性的经理层人员成长机制。
  1?经理层人员选拔机制的空缺。受‘党管干部’传统的影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国有股代表尚未落实,一旦取消国家对公司人事的任免权,将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急剧流失。与此相应的是,在公司治理机构中,并不是按市场的眼光去选拔经营人才,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经理层人员选拔机制。“而国有企业选人,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讲政治’,是不是稳当、听话,对上级是不是忠诚,并且往往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平衡的结果。至于他有没有经营才能,虽然也要考虑,但远不是最重要的。”?
  2?经理层人员激励机制的空缺。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对企业领导人几乎没有形成激励机制。“如果企业经营得好,最多只能‘理直气壮’地多吃多喝,布置舒适气派的办公环境,上下班坐高档车,出差住豪华宾馆。至于钱,无论如何是不能光明正大的‘过分’多拿的,否则不但下属、职工有意见,更可怕的是上级‘眼红’,搞不好就会被‘交流’、‘下岗’。另外,国有企业经营者行政级别上升迁,能不能评上‘先进’、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那就更要靠‘关系’了。企业经营得再好,关系没搞好,也是要栽跟头。”?经理层人员只讲奉献,不讲获取,其收益未能与承受的风险、付出的劳动以及取得成果挂钩。
  3?经理层人员约束机制的空缺。与激励机制空缺现象截然对照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中,经理层人员名义收入不高,但隐性收入惊人。究其原因,在于法人治理机构对经理层人员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公司法》设立之初,曾试图对企业经营决策权、业务执行权、生产指挥权集厂长(经理)一身的“一长制”现象进行克服,但遗憾的是“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设立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公司法》对经理职权采用了法定主义的原则,总经理的权力几乎涵盖了经营管理的内容,但相关的法律对经理层人员追求在职期间的高收入和高消费、挥霍和浪费国有资产、随意处置国有资产的行为又无能为力。
  二、克服法人治理机构失衡现象,完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影响,现有的法律没有很好地解决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形式。因此,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就必须要克服企业改制过程中法人治理机构失衡现象,建立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构。
  (一)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是建立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前提条件。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基本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有明确的所有者和明确的经营者,两者的分离表明两者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二是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基础上,建立起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关系,形成公司组织的整体利益。
  1?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关键在于明确国家的身份和职能,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就前者而言,应明确的是“国家既是行政管理者,也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与之相应,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与国家的经济管理权应分开;经济管理权与国家的所有权应分开;尔后,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再分开;按现实要求即是将国家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分开。”?就后者而言,“一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二是政府作为所有者,必须通过一套制度安排使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而且权能到位;三是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创造条件为企业摆脱‘办社会’之苦”,?在对国家在市场中的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实现政企分开,使改制后的公司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2?建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相互制衡关系。“为了实现法定的、约定的利用和利益,就必须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财产权利相互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就是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的期待利益实现的保障,也是所有权实现的前提”。?针对国有投资主体不确定性的现状,应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开监督”方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授权经营机构通过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授权,依照《公司法》代表国家所有者拥有股权,以法定方面(股东代表或董事)进入企业,行使选择经营者、重大决策和收益分配等权利。授权机构能否真正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取决于两点:一是其自身是否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二是是否解决了自身的监督与激励问题。如果授权经营机构不是由于行政授权,而确实是按照产权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公司法规定的权力范围内行使权力并不受到干预,其自身又有完善的治理机构,则它能够代表国家持股,对国家负责,否则,其充其量不过是“翻版”公司,不能真正尽到股东的责任。
  (二)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之间的分立制衡是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基本内容。
  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实质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制度,它表现为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三者之间的分立制衡关系。
  1?就股东会而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决策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中,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股东“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机制和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要通过股权的多元化克服“翻版”公司现象,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国有股东,形成企业的动力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并且通过立法赋予股东新的权力,进一步完善股东大会的运行机制。
  2?就董事会而言,一方面,要克服股东干预董事行为而使董事职权受到削弱或流于形式的现象;另一方面,从制度上分立董事长依现有立法获取的过于集中的权力,将董事或董事会置于股东或股东大会的约束之下。关于前者,应明确的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信任关系,即股东出于信任,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委托董事会,由董事会行使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权。二者之间是权限的分工和协作,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关于后者,要建立和规范可以追究董事责任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强化董事会集体代表公司责任制,允许公司通过章程授权某一董事对外代表公司,禁止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兼任,彻底分开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经理通过董事会的授权而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董事会和经理之间是决策和执行的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经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不是对董事长个人负责。
  3?要真正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就当前而言,要理顺董事会、监事会和党委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职能上看,董事会拥有决策指挥权,监事会是监督企业的正常合法的经营,而党委会则是保证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者的分工有显著区别,因此,在法人治理机构中,要坚决杜绝多个决策中心的出现。此外,除监事的产生程序通过公司法严格规范外,对监事的任职资格也要进行规范,确保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在国有独资公司中,除“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国有独资公司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外,增设公司的内部监事会机制,在现有的监事权限的基础上扩张检察权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对监事成员忠实和善管义务的约束机制。
  (三)建立起对经理层人员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1?必须根据经理层人员的经营管理绩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包括实行基本工资、年度奖金、长期激励(如股票期权)相结合的薪金报酬制度。彻底改变旧的用人机制,从根本上打破旧的“干部任免”式的传统。实践表明,国家通过控制公司人事权,并没有有效地防止董事经理的腐化失职行为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2?建立良性的总经理为首的一元领导体制。在公司法人治理机构中,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层人员和个人负责制与作为公司决策机构的董事会集体负责制有着重要区别。在公司执行机构中,为了增强公司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必须建立以总经理为首的一元化领导体系,这是防止改制后的公司陷入无人负责与内耗之中的有效手段。基于经理层人员拥有的巨大权力,在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不健全的现状下,必须通过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将经理层人员行为置于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中,通过股东的诉权、董事会的决策权及监理会的监察权,约束经理层人员在执行过程的行为无序状态。
  (四)坚持和完善职工参与管理是我国公司治理机构的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同时,每一个公民又是社会的劳动者。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因此,在实行公司制法人治理机构中,不仅要坚持职工参与管理的传统,而且要进一步对其完善,通过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发挥监督作用,使之成为我国企业改制中法人治理机构的一大特点。
  1?充分保障公司职工权益。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职工的整体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涉及到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卫生以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切身利益时,职工的个体利益可能会与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需要通过职代会、工会等形式加强对职工利益的保障,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加强职代会、工会的相关职能。
  2?完善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可以依法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可以有效地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参与热情,使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它应成为我国今后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一大特色。
  
  注:
    12《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9年9月27日。
  3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是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产物》,《法学杂志》(京),1999年第2期。
  456夏汛鸽:《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经济研究资料》,1999年第2期。
  567参看《公司法》第48条、49条、69条。
  8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机构:内部控制和银行的作用》,第1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9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机构:内部控制和银行的作用》,第2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机构:内部控制和银行的作用》,第12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的决议

(1960年8月15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亟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好互助关系,决心尽一切力量对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和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作出贡献;并且深信发展和巩固中蒙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关系符合于中蒙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且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特派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以下各条:
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
第二条 缔约双方将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第三条 缔约双方在两国的和平建设事业中,彼此将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第四条 缔约双方重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1952年10月4日所签订的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合作。
第五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在未经缔约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1960年5月31日在乌兰巴托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周恩来 尤睦佳·泽登巴尔
(签字) (签字)
* *
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60年9月9日批准,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于1960年7月7日批准。条约自1960年10月12日生效。
相关文件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议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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