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98年4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规范矿产资源管理，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储量规模为小型的、零星分散的、国家规定为特定矿种以外的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第四条 根据首都城市性质和功能的要求，本市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坚持严格管理和依法保护的原则。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城市规划、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地质遗迹、文化古迹、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及规定。
第五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第七条 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由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家依法认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八条 本市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勘查作业区和矿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干扰和破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设立的勘查作业区和矿区范围内勘查、开采。
第二章 矿产资源勘查的管理
第九条 勘查本条例规定的矿产资源，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10日内，通知勘查项目所在区、县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必须取得地质勘查单位资格证书。本市的勘查单位必须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格登记，勘查单位资格证书实行定期统检制度。
第十一条 探矿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汇交地质勘查报告和勘查资料。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
第十二条 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由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并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可供开采的矿产储量规模为小型的矿产资源；
（二）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
（三）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矿产资源。
个人为生活自用，可以在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指定的范围内，采挖少量的砂、石、粘土等矿产。
第十三条 在河道内开采砂、石，必须先经河道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凭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矿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对未取得河道主管部门颁发的河道砂石开采许可证的，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在河内开采砂、石的采矿登记手续，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四条 本市对汉白玉、地热、矿泉水以及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确定的其他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限量开采。
开采前款规定的矿产资源和矿区范围跨区、县的矿产资源，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五条 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应当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申请登记书和矿区范围图；
（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
（三）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
（五）必要的地质资料、占用储量登记表、开采设计图纸和说明；
（六）矿产资源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方案；
（七）开采矿产资源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六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采矿许可证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登记的决定，并通知采矿权申请人。
准予登记的，采矿权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采矿权价款，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第十七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颁发采矿许可证之日起90日内，对矿区范围予以公告，并可以根据采矿权人的申请，组织埋设界桩或者设置地面标志。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不予办理矿山企业营业执照和采矿所需的爆炸物品、剧毒物品使用许可证。
第十九条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禁止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
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应当综合回收；对暂不能综合回收的矿产，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均应当达到设计要求或者有关考核指标。
第二十条 从事煤炭开采的矿山企业，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外，还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十一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地质测量，不能独立进行地质测量的，应当委托有资质条件的地质测量单位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报所在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引发地质灾害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治理和恢复，防止灾害的扩大。
第二十三条 需要停办或者闭坑的矿山企业，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矿产储量注销报告及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停办或者闭坑前采掘工程进行情况及不安全隐患的说明；
（三）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的情况；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市或者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的勘查、开采活动，实行抽查和年检制度。
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应当接受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开办独立选（洗）矿厂进行监督管理；开办独立选（洗）矿厂，必须经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市和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各类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矿山企业之间发生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区、县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处理；重大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市地质矿
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或者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没收违法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四）未经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办独立选（洗）矿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伪造、冒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不按期缴纳应当依法缴纳的费用的，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责令限期恢复；情节严重的，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不按规定进行地质测量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九）拒绝接受监督检查，不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或者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拒不停止开采或者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区、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处罚的，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改正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但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违法批准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和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对违法采矿行为不依法予以制止、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
的，给予行政处分。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6月1日起施行。
1986年9月10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4日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审批办法》，1987年3月28日市人民政府发布、1997年12月31日修正的《北京市开办集体矿山企业和个
体采矿违法处罚办法》和1995年5月24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8年4月16日
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